還是陰陽家、家
顯然都不合適。
而這，就有涉及到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法家，到底能不能用
或者說，秦的滅亡，法家的責任到底有多少、占比大不大
以及，如果漢家也重用法家，那會不會布秦法律嚴苛過度，導致宗廟、社稷不穩的情況發生
秦的教訓，法家這些年總結了沒有、總結了多少，又做出了多少針對性的改變
這些問題，劉榮都需要仔細斟酌。
對于法家，劉榮的情感倒沒有像針對墨家那般復雜。
既沒有先帝那樣的特殊濾鏡，也沒有高皇帝、太宗皇帝那樣的有色眼鏡。
在劉榮看來，法家和墨家、小說家、陰陽家、家一樣。
墨家適合搞技術，小說家適合搞輿論，陰陽家適合搞天文，家適合搞外交。
而法家，正如其名：其實就適合專精于法律。
根據現實狀況，研究新法也好，在舊有的法律體系框架內，尋求查漏補缺也罷——都是法家擅長，且必然能做好的。
但若要說成為執政學派，主導一個封建王朝的整體大方向，劉榮還是有些無法信任法家。
不單是因為法家的履歷上，有‘暴秦’這個無論如何都洗不掉的污點，也同樣是因為法家的治世哲學，實在很難讓劉榮溝通。
后世有這么一種說法。
商鞅，李斯，董仲舒三賊，接替完成了華夏統治者對華夏底層民眾的愚化、奴化，讓華夏底層民眾再也抬不起頭，只能世世代代接受統治者的壓迫。
這個說法固然偏激，但既然能出現這種說法，就說明其中，也未必完全沒有可取之處。
而這其中，最為核心的論點，便是法家對底層民眾的治理方式，是存在極為嚴重的漏洞的。
——人，不是牛羊牧畜。
不是你說往哪干趕就往哪趕，你說宰了吃肉就宰了吃肉的。
尤其是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華夏，統治者和底層民眾的關系，是幾乎不可能以絕對支配權，長久、穩定的存在的。
偏偏法家就是這么想的，也恰恰是這么做的。
將百姓視作牛羊，甚至是奴隸，認為百姓應該無條件遵從統治者的支配，且無論如何，都絕對不應該反抗
如果說，墨家想要達成的‘大同世界’是理想化，那法家所追求的這個遠大目標，便堪稱是幻想了。
人有七情六欲，故而為人。
秩序確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秩序的出現，本身就是大多數人一致認同，能為大多數人帶來好處的，公約興致的協議；
而非少數人認同，只能給少數人帶來利益、損害大多數人利益的條令。
誠然，封建時代的法律條令，本質就是維護少數人利益的剝削工具。
但如果做的太過，如果完全照顧不到大多數人的利益——甚至連大多數人的感受都照顧不到，那就別怪再冒出來個某勝某廣，從魚肚子里掏出什么奇奇怪怪的東西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