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者，諸如雜家、家、兵家之類，也都隨著歷史長河，而逐漸消弭于風雨之中。
及至文景之治，曾經的諸子百家，事實上已經只剩下黃老，以及儒、法三家，屬于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學派。
而這三方中，黃老學在漢室初，那個百廢待興的特殊歷史時間節點，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隨著漢家從戰火的廢墟中逐漸復蘇，黃老學也逐漸顯露出疲態，逐漸走向衰敗。
余下的儒、法兩家，后者仍舊為‘亡秦之罪’而掣肘，同時又因為自身局限性，而始終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可以長久穩定發展的道路。
反倒是儒家，在漢太祖高皇帝劉邦這個千古第一‘儒黑’駕崩后，不再為輿論所壓制；
再加上有教無類的學術散播觀念，很快便在人數上，達成了對漢室學術界的壟斷！
當時間來到當今劉榮即立，漢興五十年之后，儒家出身的士子乃至官員，早已經遍及天下各地。
根據長安朝堂的粗略估算，如今漢室，每十個讀書人當中，便有七個是明確的儒家出身！
余下三個，一人為黃老，一人為法或農或兵，最后一個，則是曾學過法、雜等其余諸學，卻仍在情感上傾向于儒家的‘準儒家’士子。
正所謂，量變引起質變。
儒家在人數上，達成了對漢室學術界的壟斷，自然而然的，就將影響力緩慢滲透到了各行各業、方方面面。
再加上北平文侯張蒼，以及賈誼賈長沙這兩位荀子的徒子徒孫，讓儒家得以加速散播自己的影響力，當時間來到歷史上的漢武大帝在位時期時，儒家，實則早已成了氣候。
所以后世人才會說：百家無需罷黜，儒術無需獨尊。
因為在漢武大帝在位時期，儒家本質上，已經成了華夏文化學術界的唯一巨頭、唯一一個龐然大物。
而其余百家，則多半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中，即便是殘存的黃老學和法家，也不過是前者瘦死駱駝比馬大，后者反復掙扎而不得顯興。
故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其說是主導了華夏學術界、思想界的大一統，倒不如說，是通過天子詔書的方式，承認了‘百家已皆罷，儒術已獨尊’的客觀現實。
當然，這個舉動，也使得原本或蟄伏、或衰弱的諸子百家，從此失去了重新興盛、顯赫于天下的可能。
而在劉榮所身處的這個時間線，情況則于原本的歷史上稍有不同。
——儒家仍舊如原本的歷史上那般，憑借一句‘有教無類’，而在漢初短短五十年的時間里，積累了駭人的人數優勢，并通過量變引起質變，幾乎壟斷了漢家的學術、思想界。
但在漢太祖高皇帝劉邦之后，漢家似乎又出了一個‘儒黑’天子。
早在太子時期，劉榮就總是把‘那些個魯地腐儒’之類的話掛在嘴邊。
到先帝晚年，劉榮得以太子監國，更是或刻意，或無意的，再三貶低儒家學說。
以至于劉榮即位后，原本還對未來信心滿滿，甚至覺得已經成為天下第一顯學的儒家，居然都有些心里沒底了。
等到劉榮搞出華夏歷史上的第一次考舉，儒家更是差點陰溝里翻船，因報考士子中的儒家士子比例，以及最終被錄取的儒家士子比例，而被天下各學說千夫所指。
要不是劉榮軟硬兼施，迫使儒家放棄了一部分名額，將最終的錄取比例控制在了可接受的范圍，儒家怕是要被天下人——尤其是其余各學說的唾沫給淹死！
而在那場考舉之后，對于漢家未來的學術思想界，劉榮也已經有了極為明確、清晰的認知和規劃。
——一家獨大要不得。
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絕對的壟斷，自然也就會導致絕對的貪婪。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
壟斷所導致的一潭死水，無論放在哪一層面、哪一范疇，都不大可能結出好果子。
而當今劉榮，從先帝老爺子身上學到的最寶貴、最重要的東西，無疑便是制衡之術。
在先帝年間，由先帝老爺子言傳身教，即位后又親手實踐多年，劉榮早就養成了‘逢人逢事，必先行制衡之道’的習慣。
設立某個職務和部門，劉榮本能的就會想到：要給這個官員找一個死對頭、要給這個部門找一個監察者。
在朝堂之上也是——考慮丞相人選的同時，劉榮本能的會從該人選的死對頭中，考慮亞相御史大夫的人選。
而在學術層面，劉榮想要達成的局面，其實也是制衡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