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敬的見解與他不謀而合。
朝堂之上，那些酸腐儒生動輒鼓吹“懷柔之策”，主張以仁德包容西域部族，甚至提出“海納百川”的空談。
但李祺深知，歷史的教訓足夠慘痛：若無鐵腕手段，僅憑空洞的仁義，只會重蹈前人覆轍。
卓敬比任何人都清醒。
他明白，西域之爭本質是文明的碰撞，絕非簡單的部族沖突。
只有以強硬姿態推行漢化，才能真正將這片土地納入大明版圖。
李祺望著蒼茫前路，神色凝重：“惟恭，此番西征，你我二人還有徐輝祖，恐將背負千古罵名。史書或許會記載，我們一路殺伐，尸橫遍野，驅離無數部族……”
“但為了大明的千秋基業，為了華夏子孫能有更廣闊的生存空間，有些事，總得有人去做。”
他的思緒不禁飄向萬里之外：自大航海時代起，歐洲人便以海盜之姿，在全球掀起腥風血雨。
葡萄牙船隊率先繞過好望角，用堅船利炮轟開非洲海岸，將貝寧王國的青銅工藝付之一炬，數以萬計的精壯勞動力被鐵鏈捆上販奴船；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率領不足千人的隊伍，利用天花病毒與離間計，摧毀阿茲特克帝國，將特諾奇蒂特蘭城的黃金熔鑄成便于運輸的金條，瑪雅文明的象形文字典籍在宗教裁判所的火刑中化為灰燼。
據不完全統計，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美洲原住民人口從五千萬銳減至不足四百萬，他們的玉米地被改造成甘蔗種植園，銀礦中的累累白骨堆砌出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荷蘭東印度公司更將殖民暴行制度化，在爪哇島推行“強迫種植制度”，將稻田改種咖啡與香料，導致十九世紀當地饑荒餓死八十萬人；英國人在澳洲塔斯馬尼亞島實施“綏靖政策”，將最后的原住民驅趕到貧瘠的弗林德斯島，一八七六年，最后一位純種塔斯馬尼亞人特魯加尼尼離世，標志著一個族群的徹底消亡。
這些殖民者甚至將滅絕行為寫入法律：一八三五年，澳大利亞通過《原住民保護法》，系統性剝奪原住民的土地權與生存權。
但正是這些沾滿鮮血的掠奪，為歐洲換來了原始資本的積累與土地擴張。美洲的棉花田與金礦支撐起英國的工業革命，澳洲的羊毛與礦產成為大英帝國的經濟支柱，非洲的象牙與橡膠推動了法國、比利時的技術革新。
至十九世紀末，全球84%的土地已被歐洲列強瓜分，他們用槍炮劃定勢力范圍，在非洲大陸上用直尺劃分國界，全然不顧部落、語言與文化的界限。
倫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館里陳列著掠奪自世界各地的文物，而被征服地區的文明記憶卻在戰火與壓迫中支離破碎。
這些暴行雖在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罪惡印記，卻也為殖民者的后代換來廣袤土地與無盡資源，使其在現代文明的競爭中占據先發優勢。
回望人類文明史，弱肉強食的法則從未改變——智人正是滅絕了同期十一個人種，才確立了對世界的統治。
“大明若想崛起，就得學歐洲人的狠勁。”李祺沉聲道。
卓敬沉默良久，緩緩點頭：“我明白。”
此去西域，必將推行鐵血政策：順大明者生，逆大明者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