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土地制度，向來又是國之根本，大唐立國之初，推行的土地政策便是繼承自西魏北周隋朝以來的均田制度。
均田制度的本質，其實就是朝廷把手中掌握的官田公田，拿出大部份來分給百姓，比如制度設計里，男子成丁之后，官府給他授田百畝，死后可傳給子孫的二十畝，另外死后要由官府收回的口分田八十畝。
分了朝廷的田地，那么就得要向朝廷交租，這也就是租庸稅制的根基。
可是現在朝廷推行的稅賦改革后，已經從租庸制變成了兩稅法，稅法的改革，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均田法已經推行不下去了。
雖說大唐才立國十四年，但均田法確實行不通了，其實在隋朝的時候，均田法就隨著天下統一，國家安穩，人口的迅速增加而無田可分。
隋末短暫的十幾年戰亂，雖然也損失了大量的人口，而李世民繼位后還搞了整頓佛道行動，硬生生的從寺廟道觀里搶出來大量的土地，但另一方面，大唐經過戰爭，把各地割據勢力消滅，甚至把連疆被侵占的疆域奪回。
許多曾經因戰亂饑荒逃入山中的百姓，投身寺院，甚至是被擄到境外的那些百姓，大量的回歸，使的大唐的人口迅速的回升。
戶籍人口的迅速回升雖是好事，可也帶來一個大問題，就是田地的問題。
許多人沒田，或者只有極少量田，雖說兩稅法已經改革了，沒田、少田的，不用如以往一樣承擔沉重的租庸，但失地者還是會有一個問題，他們只能淪為佃戶。
而佃戶在南北朝以來又稱為部曲，他們在國家制度里，是沒有戶籍的，因此只能依附于地主，他們的人身等都被地主牢牢控制著，他們不能離開地主的莊園，也不能去從事其它的商販、工坊做工，給其它地主干活等事，各個方面，佃戶都得依附地主，受到地主很強的人身控制，比奴隸其實強不到哪去。
甚至法律層面，也都在打壓這些部曲身份的佃戶，比如律法規定，如果主人奸淫部曲之妻，無罪，稱幸。
上到李世民，下到政事堂諸公，甚至朝中官吏們，其實早就知道，均田法其實早就已經跟不上現實，更推行不下去了，邊疆之地還有些田地可分，但在中原，基本上都無法再分田均地。
官府掌握的田地越來越少，人口繁衍卻越來越多，固定數額的土地，如何能滿足不斷激增的人口呢？
于是越來越多的百姓淪為失地戶，為了逃避租賦課役，許多人成為逃戶，要么逃入深山，要么直接投奔依附于官僚地主，甚至是寺廟，造成的是國家戶籍人口的流失。而戶籍對于朝廷來說，是征收稅賦，管理人口的重要手段。
沒有了戶籍，就沒有了一切。
雖說兩稅法后，地稅改以田畝數征稅，且官紳一體納糧，但依然還不夠完善。
現在皇帝一張紙條，無疑就是要向這個問題開刀了。
不抑兼并，佃戶入籍，就是針對性的新政，說到底就是徹底廢除到過去的均田法，以后朝廷不再均田授地，不再給百姓分田了，反正也無田可分。另一方面，也不再執行過去的限田令了。
因為過去貴族官員甚至士人們享有免除課役的特權，擁有的田地過多，那朝廷稅賦損失太大，承受不起。
而現在，反正按田畝征稅，因此不管田在地主手里，還是百姓手里，起碼從稅賦這塊來講，沒什么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