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昭心里一團火憋了兩天，好不容易把事情弄到御前來。事情還沒開始討論，劉大夏就蹦跶出來。心里火氣蹭蹭就上來。他明白，劉大夏這是將他當做“政敵”。
弘治皇帝并非性格強勢的帝王，給朝廷重臣劉大夏質問，神情略微有些為難。
弘治十四年，劉大夏接任馬文升擔任兵部尚書后，就非常的受弘治皇帝器重。
在劉大夏回京之前，弘治皇帝最為倚重的大臣是馬文升。
這并非說弘治三君子之一的馬文升，如今就不受器重。而是馬文升今年已經七十七歲，行動不便，聽力下降。根本沒有精力再付以國事。馬尚書能有精力把吏部的事情理清楚就算稱職。
這里涉及到大明的一個制度問題，就是朝堂高官們的職責，并沒有絕對的分明。完全是看皇帝聽誰的意見。
譬如：劉大夏在面圣時，弘治皇帝經常詢問他兵部尚書職權以外的國事。大夏亦隨事納忠。白話文的意思就是，劉大夏每件事都盡忠為國的回答。
那么，請問劉大夏僅僅只是個兵部尚書嗎？顯然不是！
為什么弘治皇帝放著三個治世之能臣的閣臣不問，偏偏要去咨詢劉大夏？這里還涉及到明代政治的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眾所周知，秦漢的制度是：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于卒伍。唐朝時規定，不歷州縣不擬臺省。
但是大明朝的輔臣們呢？全部都是翰林出身。
這就導致輔臣們最擅長的是“和稀泥”，水平臻至化勁。譬如，大明做官技術能排進前三名的申時行申閣老。耐彈的宰相，人稱劉棉花的劉吉。
輔臣們一般處理政務都是因遁守舊，力求平穩，維持明王朝的運行。能夠興利除弊、公平公正的處理問題、敢于駁回皇帝不合理的要求就算是賢相了。
皇帝真要輔臣們去辦實務，那有點為難人。他們基本都是務虛不務實。說的透徹點，就是他們是批奏章的，要他們協調、糾集各方的力量去完成一件事或者一個目標，他們搞不定。
（當然，大明的輔臣都是天下最頂尖的聰明人。有例外的。譬如，太岳相公）
所以，弘治皇帝會倚重辦事的大臣。事情總要人去做的。王恕、馬文升、劉大夏就是在這樣背景下產生的弘治名臣！
其實張昭也是這種制度下的受益者。如今弘治皇帝就非常倚重他來處理軍務。
張昭辦事的能力比文臣們經常念叨什么“軍務十條”、“邊事疏”要強得多。
而這恰恰就是劉大夏和張昭不對付的根本原因。張昭以后軍都督府左都督的身份侵占了兵部尚書的權限！兵部尚書才是大明朝的軍中一哥啊！
這劉大夏如何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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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皇帝不吭聲，張昭也不客氣，上前踏出一步，質問道：“光天化日之下，走在京師的道路上卻被歹人擄走。天子腳下，連白天走路不安全了，這是小事？那請問在劉兵部眼中，什么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