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那奧斯曼帝國一樣。歷史上奧斯曼雖被稱為歐洲病夫，可奧斯曼人的軍隊絕不會在敵人都普及了后裝步槍的時候，自己還大量裝備著前裝滑膛槍。
同樣是與英法交戰，約翰牛和高盧雞絕不敢只派出一兩萬人就打下了伊斯坦布爾。
所以，在這個時空里，便是那第一次工業革命依舊最先在歐洲爆發，中國也不會落得原時空那般凄慘的下場，百年恥辱史自也將不復存在。
因為，戰爭就是促進科技發展最有效的催化劑。腐朽無能如滿清者，每次打敗仗后都要振作一陣呢。
至于說鄭氏定鼎天下之后，這普天之下的讀書人又會如何？鄭芝龍就呵呵了。
有誰會覺得讀書人敢頭鐵的跟當朝者頂牛，敢一條路走到黑呢？歷史上儒家改頭換面，改弦易轍的事兒又不是沒有。
鄭皇帝討厭理學，要把朱熹打入爛泥坑里，他們只會痛快的上來踩上兩腳，哪怕臉上滿是痛惜。
何況鄭芝龍也沒想徹底的滅絕儒家，千百年的光陰，儒家已經跟華夏文明徹底的粘合一處了，你怎么去滅它？
你的行為準則，你的人生三觀，還有這傳統美德，還有這社會上的政治正確，很多東西都跟儒家死死地綁在一起，你怎么去斷？
那位神人掀起的狂瀾都沒有達到這一目的，誰會覺得自己比那位更牛？
鄭芝龍只是要把宋儒理學變成‘事功之學’，把談心性變成干實事，這也是當下不少儒家士子已經提出來的主張么。
就是不說當下，就是歷史上南宋永嘉學派的主張就很不錯。所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代表人物葉適推崇“功利之學”，用他的話說“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而且人家雖然重視事功，提倡“務實而不務虛”，但也絕非“專言事功”，只是使用“功利”來衡量義理是否正確。理論必須通過實踐來檢驗方能下結論，倘若不加檢驗，那么就成了“無驗于事者，其言不合，無考于器者，其道不化”。在人身上表現為道德不可能脫離功利而獨立存在，即“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
鄭芝龍真心覺得很不錯。
而現如今鄭氏的內部，以陳鼎等為首的一批人，已經在開始尋找永嘉了。沒辦法，當年與理學派、心學派鼎足而立的永嘉學派，現如今早就只存于史書中了。
但陳鼎他們也不是真的要徹底恢復南宋時候的永嘉學派，他們更多是提取了永嘉學派的一些個主張，一些個被鄭芝龍贊同、認同的主張，然后依次為中心還是醞釀來。說到底，他們就是在給自己尋一個光鮮照人的“祖宗”罷了。
可只要中國能從理學走向功利，鄭芝龍就覺得今后的中國（這個時空），以它的基本盤，以他的人口和經濟體量，就真可無憂了。
“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老子這才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