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唐時期的兩稅，講究的是量出為入。
其意思就是根據國家預計的支出，來規劃征稅，預算少，征稅就少，預算多，征稅就多。
說白了，田稅是固定的，其就是授與朝廷對商稅的加征權力，所以鹽稅越來越高，這樣彈性的財政政策，很好的顧及到朝廷的開支問題，遭受苦難的就是百姓了。
如此一來，等到了百姓被剝削的極限，就是顛覆之時。
黃巢就是這樣來的。
與普通的預想不同，古代的朝廷都是一群極其聰明的人，他們早就有了年度預算的準備。
在前唐時，一般都會根據去年的財政收入，來計劃明年的支出，每一項軍政支出，都會有詳細的規劃，若是皇帝準備打仗，那么來年的征稅，就會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待秋糧入庫后，對于來年的財政預算，就得開始規劃了，這是戶部的責任，也是整個政事堂的掌控。
比如，神武四年的軍費問題，養著三十萬大軍，屬于戶部直接支出，一年耗費錢二百三十萬貫，糧三百六十萬石。
錢主要是給予軍隊的餉錢，以及軍隊戎裝更替、兵器更換、馬匹購買，帳篷，牛皮，牛筋等軍事物資，還有許多鍋碗瓢盆、鹽、茶、醋等日常消耗，普通的軍餉反而只占據一小部分。
說白了，五代時期扔一把木槍，然后從上萬的炮灰中篩選幾百個精銳的做法，只是無奈中的選擇罷了，有錢的主都不會那么干。
因為人力也是一種財富無論是種田，還負責后勤運糧，都是最大的利用，純粹充任炮灰是不值得的。
帶兵打仗雖然是門技術活，但是，“軍事”是一個更龐大的概念。
想要打勝仗，將軍的韜略固然重要，但是，軍隊的士氣、后勤的補給、士兵的裝備、兵團的配合以及軍令的服從度，在此提到的每一個條件都能影響到戰局，而且這些都是最能反映出戰爭真實面目的因素。
李嘉自詡為大唐的繼承人，自然對于唐軍的許多方面進行繼承改良。
比如，按照盛唐的標準，一伙十人的小隊伍，就得匹配六匹馱馬。
十個士兵的物資營帳全都放在馱馬上，實在不行，就退而求其次，就弄腳力健壯的驢子。
除此之外，小集體需要準備，帳篷、磨刀石、鐵鏟、鑿子、斧子、鉗子、行軍床、行軍鍋、韁繩、馬盂等集體工具。
這些加在一起，沒有十幾貫錢，是擺平不了的。
精銳部隊，所需要的橫刀、弓弩、鎧甲，更不是一個小數字。
組建一個軍隊容易，但養一只軍隊就難了，而戰爭期間，其耗費就更重。
二百三十萬貫的錢，其中約莫一百萬貫，都交給了軍械司，每年產出大量的鎧甲、刀劍等，數以百萬計，還要為戰爭進行預備儲存。
糧食反而是簡單的了，大量豆油應用，以及肉食的普及，導致糧食的消耗逐步降低，比如大米，肉和油總歸是輕便運輸的。
這也是李嘉一直要求的。
開支的第二大，則是對于官吏的俸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