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23日。
講話上了內參的第二天，津門電視臺就召開了一場盛大的動員會。
會議名義上由林臺長主持，但卻是由馬原發表開幕演講，顯然林臺長已經做好了調離的準備。
馬原也是一掃近來的頹唐，張口改革開放搞活經濟、閉口解放思想領會精神。
事實上這幾個月他和林臺長承受的壓力是最大的，因為如果一旦重回老路，《天津衛》的成績多半要淡化處理，甚至還有可能被追究過度商業化的問題。
到時候別說是更進一步了，兩人能不能保住現在的位置，恐怕都在兩可之間。
好在現在漫天的云彩都散了。
馬原慷慨激昂的致完詞，就開始要求各部門表決心，說一說要如何貫徹施行講話的指導精神。
話音剛落，坐在閻曉銘旁邊的張延就把手高高舉起。
“你們看看人家張延！”
馬原一臉欣慰的道：“每次都敢為人先，就是有這樣的思想覺悟，人家才能不斷地取得成績——小張，來來來，你給咱們講講，大膽的講！”
“呃~”
張延有些尷尬的站起身來，訕訕道：“林臺長、馬臺長，那什么，我能不能先走一步啊？”
“什么？”
馬原愕然道：“你要走？”
張延無奈道：“我也想開完會再走，可我們雜志社也要開會，作協蔣書記要親自到場講話，還特地點了我的名……”
這一說，在場眾人才想起張延的工作關系是在津門文學雜志社，要不是他搞的唱片公司掛靠在電視臺，理論上和電視臺一毛錢關系都沒有。
馬原回過味兒來，跟林臺長簡單交流了一下，無奈的擺手道：“去吧去吧，記得替我們給蔣主席帶個好。”
張延如蒙大赦，忙帶著自己的包溜之大吉。
見此情景，大禮堂頓時爆出一片哄笑，連馬原和林臺長也忍不住笑出聲來。
張延趕到雜志社的時候，會議已經開始了，甚至社長張紹敏的講話都已經進入了尾聲。
張延躡手躡腳的坐到了后排，剛坐下沒多會兒，王忠旗就偷偷把會議紀要遞了過來。
張延大致掃了一眼，和馬原的講話沒太大的差別，不過要更精煉一些——作協的蔣主席是個雷厲風行的改革派，最討厭那些又臭又長的空話。
這時候正巧社長張紹敏的講話結束，換成了作協主席蔣梓龍發言。
蔣梓龍也沒帶稿子上臺，直接對眾人道：“對講話精神，你們張社長已經說的很清楚了，我講講具體的，咱們雜志社最近兩年成績不錯，也真正實現了盈利。
但我覺得改革的力度還遠遠不夠，《通俗報》是副刊，但現在外面都把《通俗報》當成是咱們雜志社的主刊了，那咱們的主刊究竟在做什么呢？
我知道，有的同志肯定要說，純文學作品不能像通俗那樣搞——可《紅高粱》、《伏羲伏羲》、《命若琴弦》、《妻妾成群》都是純文學吧，人家能改編成電影，咱們主刊的作品為什么就不行？
到底是咱們作者的文章不行，還是咱們文學社的導向有問題？！”
說到這里，他擺擺手道：“今天是個好日子，我也不想給大家太多的壓力，話就說到這里。
張延呢？你小子別在后面藏著掖著，上來給大伙講講，你對咱們文化戰線搞活經濟的看法——講得好，下午跟我去作協再講一遍！”
…………
下午張延終究還是沒能去成作協。
不是他講的不好，而是經開區也請他參加動員會，位置還排的挺靠前，給了個‘經濟文化顧問’的名頭。
甭管怎么說，這場風波總算是過去了。
只可惜年關將近，《我為歌狂》派出去尋找參賽歌手的工作組，已經紛紛打來了回家過年的申請，想讓他們重新鼓足干勁，怎么也得等到正月十五以后了。
轉眼到了25號，距離過年還有八天。
張延在津門機場依依不舍的送別陳虹，然后就去了《頭發亂了》劇組。
今兒也是劇組最后一天開機了，雖然管唬很想一氣呵成拍完，但他這劇組里大多數人都是為愛發電，最多管個吃喝零花。
而且當時人們對春節的重視，遠不是后來能比的。
人家這都已經免費幫忙了，你還要扣下人家不讓回家過年，那也太不是東西了。
這最后一場要拍攝的，正好是王露瑤僅有一場的戲份，也就是她和男主角偷情，被女主角堵在屋里的那一段兒。
拍攝地點選在了某個老舊的筒子樓里，張延走到樓梯口的時候，就感覺有點親切和懷念。
不過他家的樓梯口，可沒人會抱著吉他坐在正中間。
“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