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陳壽在一旁陪伴，兩人邊看邊談，一看就是兩天兩夜，劉羨讀完全書后，不由得由衷稱贊道：“老師大筆如椽，論著史一道，恐當世無人可比，重用只在朝夕了。”
陳壽聞言，頓時哈哈大笑，捋著胡子笑說：“這就承你吉言了！”
劉羨此言，并非是出自于師生之情的違心贊美，而是實事求是。自從陪伴陳壽學習以來，劉羨讀的史書越多，對老師陳壽的敬佩也就越多。
從漢末地方失序，士族崛起后，私人著史已經成為士人的風尚。
起初，士人的史學是零散閑碎的，要么是一個乃至幾個人物的傳記，諸如吳人著《曹瞞傳》、荊人著《零陵先賢傳》，要么干脆是一個時代的奇人軼事合集，比如王粲著《英雄記》，袁曄著《獻帝春秋》。他們只是身處在一個戰亂頻發的動蕩年代，情不自禁地想記錄下身邊的英雄人物。
但隨著三國鼎立的局面出現，士人們對未來局勢感到迷茫，他們不得不翻閱故紙堆，一邊整理剛發生的歷史，一邊與前代歷史相對照。
如此一來，史學發展突飛猛進。到陳壽修成《三國志》時，已先后有魚豢寫《魏略》、司馬彪著《續漢書》、夏侯湛作《魏書》、虞溥成《江表傳》等名篇，同時還有華嶠修《漢后書》、張璠修《后漢紀》。全都是志在流芳，體例齊全的長篇巨著。
可著史的人雖多，細究其中的作品，能夠與班固、司馬遷并列的卻寥寥無幾。
一是他們大多以史書在文壇相互標榜，并以此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遠無早年司馬遷、班固早年著史之純粹。
二是這些人的史才著實一般：要么詳略不當，長篇累牘，導致遲遲不能修成；要么記載了各種鬼神軼事，經不起多少考究；要么就是政治立場先行，過于考慮當世士族的地位，以損害文本的真實性。
相比之下，陳壽雖然也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如奉迎司馬氏，貶低蜀漢，比如對一些權勢之家做了一些回護，并沒有完全脫離時代政治的局限，但即使如此，他的史才仍是毫無爭議的當世第一。
陳壽對此也心知肚明，所以在和劉羨徹夜交談后，他突然向弟子提出了自己的一個計劃，笑道：“懷沖，我打算邀請京師的一些文士，一起來評鑒此書，你以為如何？”
“好啊，老師修成此書，算是一件文壇盛事了，不知準備邀請誰呢？”
“人不必在多，我主要打算邀請魚豢，司馬彪，夏侯湛這三位。”
劉羨吃了一驚，老師提的這三位，分別是如今文壇史學中最負盛名的三位大家：
魚豢是久為知名的史學老人，如今已八十余歲，他所修之《魏略》，共五十余卷，每卷數十篇，足足有八百余萬字，因其記載詳實，不附權貴，是目前公認的百年內第一名作；
司馬彪是當今皇族宗室，能夠翻閱大量前朝資料，因此收集光武帝以來的兩百年后漢歷史，著成《續漢書》，更寫出最難寫的數篇典志，是后漢歷史的權威；
夏侯湛則是當今文壇的后起之秀，他文字宏富，善構新詞，與潘岳齊名為“連璧”，其新作《魏書》雖尚未完成，但根據其寫作的《周詩》、《昆弟誥》等作，眾人也對其抱有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