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需要合保。
為了合保這件事余令在貢院那邊跑整整一天。
不是說余令找不到保人，而是余令的身份有些尷尬。
余令是官員。
官員身份考試需要證明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在大明立國之初的那一段時間官員科舉考試一開始沒有任何的規定。
那些非進士出身的官員可以隨便考。
后來御史無意發現一個大問題。
御史發現那些舉人出身的官員嫌自已官職低了，雖然已經當官了，但是太想進步了，想考進士。
然后當個更好更舒服的大官。
于是，這些已經當官的舉人就不怎么好好地當官了。
拿著朝廷的俸祿，坐在衙門里屁事不干專心“刷題”，天天在那里誦讀文章。
天天想著進士及第。
因為不用心，政務搞得那是一塌糊涂。
這還不是最過分的。
最過分的是為了考試這群舉人請假去考試，一請就是大半年。
舉人有特權，去京城考試的花的還是朝廷的錢。
地方的主官也不敢管，萬一人家考中了回來報復自已咋辦？
御史發現了這個問題告訴了皇帝。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朝廷出了政策，當官的舉人考進士可以考，但有了一個前提。
前提是必須安心的在官位上踏踏實實的干三年。
也就是放棄一次考試。
本以為有了政策后會好點，結果更不好了。
隨著大明的一切步入正軌，隨著科舉考試制度的不斷推進，舉人越來越多。
舉人能當官，但是官職卻是越來越低了。
大明立國之初舉人能當一個不錯的官。
那時大明需要人才，而且科舉考試的題不難，要求不多。
可隨著大明不斷的往前走，國力強盛，所需的官員越來越少時，可參加科舉的人卻越來越多。
人多了，名額不變，題變難了不說，要求還多了。
這群想進步的舉人直接在衙門里上演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戲碼。
我就是想讀書，誰也不能阻止我讀書，我要當個大官為朝廷效力。
朝廷沒法，再次修改制度，改成了舉人官員可以六年一考。
也就是放棄兩次機會，結果，為國效力的人更“努力”了！
既然朝廷剝奪了考試的次數，那就從自身下手，機會少了，就往死里學。
正統十一年內閣首輔曹鼐就是這么干的。
他其實在永樂二十一年順天鄉試中就已經高中了舉人，在宣德二年進京考進士沒考上。
那時候他其實不想考了，就用舉人的身份在吏部侯官，得了一個山西代州儒學訓導。
一個正八品的官職。
儒學訓導，用余令的話來解釋就是相當于縣級市教育局副局長。
宣德七年的時候，他帶著泰和縣工匠去京城執行工匠輪替的勞役。
一時沒有忍住，他就又參加鄉試，直接考了舉人第二。
第二年，也就是宣德八年，癸丑科進士科舉考場，他以二十七名的好名次成了進士。
半年后的殿試，他又以一甲第一名的好成績高中狀元。
吏部選官，這一次直接成為翰林院修撰。
一個八品的儒學訓導，一個從六品的翰林院修撰。
一個后面沒有人可能要干一輩子的八品官，一個前途無量，萬眾矚目起步就是從六品官身的鼎甲。
他的事跡激勵著無數讀書人要心懷夢想。
唯一可惜的是這位在正統十四年七月跟著皇帝親征去了土木堡，去了就再也沒回來了。
他的墳墓到現在還只是一個衣冠冢。
除了他之外還有翁正春。
這位也是狠人，在萬歷七年中舉后在延平府擔任龍溪教諭。
擔任了兩任教職后覺得不爽，決定以最難的教職身份再考。
他這一考不但成了狀元，還成了大明立國以來兩位以教職身份登鼎甲者中的一位。
這對舉人官員來說又是一個榜樣。
余令雖然不是舉人，但要做的也是這兩位要做的事情。
官員繼續考科舉能考，但是要求會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