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沒能收獲些錢財，但是需要時間。
邊軍的欠餉卻需要立刻解決，尤其是已經欠餉二十七個月的延綏鎮。
如果再不發下去，朱由檢懷疑延綏鎮士兵不是餓死就是逃亡，以后的流民軍隊主力，很可能就是他們。
『延綏鎮欠餉一百五十余萬兩，應該如何解決呢？』
思索著這個問題，朱由檢知道了事情的棘手。
他這個皇帝能給名給權，但是錢糧卻沒法變出來，不可能憑空拿出。
魏忠賢的家產和捐納公士搜刮的錢糧，已經被他預定為天啟皇陵支出。他的皇位是天啟皇帝傳下的，二百萬兩修建的皇陵本就算是儉省，是不能繼續節儉的。
先前給邊軍的五十萬犒賞，是他抄了李永貞等太監的家，從他們那里得到的。
再從內庫撥款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內庫的錢糧是皇帝統治天下的底氣，不到萬不得已，不能隨意撥出。
當年萬歷皇帝征收礦稅，派太監到各地搜刮錢財，搞得天怒人怨，給內庫留下兩千多萬兩銀子。
這些錢在泰昌皇帝上臺后，一次幾十萬、一兩百萬地灑出，當年就花了九百四十五萬兩。
天啟元年的時候，天啟皇帝少不經事，在文臣的請求下，又撥出一千零六十五萬兩。
天啟二年的時候，內庫剩下的錢就不多了，只撥出去四百一十三萬兩。
到了天啟三年，內庫只撥出五十萬，天啟皇帝已回過味來，對文臣產生懷疑。
魏忠賢開始受到重用，成為權傾天下的九千歲。
回想著自己命人統計的內庫支出情況，朱由檢知道這件事看似不起眼，其實和朝中的局勢，卻是息息相關。
天啟皇帝撥出了那么多錢糧，朝中的局勢卻絲毫不見好，遼東節節敗退不說，西南也有大亂，甚至就在山東，還發生了白蓮教的亂子。這讓他對文臣的忠心和能力，不能不產生懷疑。
所以在天啟四年，內庫只撥給外廷六千兩。魏忠賢也在這一年發動閹黨和東林黨之爭，迫害楊漣等人。許顯純就是在天啟四年五月，執掌北鎮撫司。
朱由檢之所以不能重懲許顯純，除了因為他皇親國戚的身份外，就是知道許顯純殺人或許真的是天啟皇帝授意，在發泄文臣欺負他少不經事的不滿。
《三朝要典》前面的御制序言，也可能真的是天啟皇帝的意思。認為楊漣等人“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勛”，還有人“借梃擊以邀首功”、“借紅丸以快私怨”。
所以在朱由檢看來，《三朝要典》并不是什么大錯，至今他都沒有在給閹黨定罪時，加上編撰《三朝要典》的罪名。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此言真實不虛。』
『錢是人的底氣，皇帝沒錢也要受制。』
『所以內庫的錢財，是輕易不能支出的。』
深知這個道理，朱由檢登極之后，就對從內庫撥付錢糧極為謹慎。
在扳倒魏忠賢全面掌控皇宮后，他也知道如今的內庫根本沒有多少錢：
內庫里面的錢，是天啟皇帝從天啟四年開始重新積攢的，但是因為要修建三大殿，并沒有留下多少——
否則信王府就不會修成那個樣子，三王就藩的賞賜，也不會被人說薄了。
無論是王府修建還是親王就藩，都需要皇帝花費錢財裝點門面。天啟皇帝在這兩點上的支出都要節省，可想內庫能留下多少錢。
朱由檢統計后宮、太監支出后，估算出自己能動用的錢糧，大約在百萬之數。
他已經把這筆錢用于錦衣衛等內廷衙門，這筆錢關系到他的安全，也關系到他的權力，是萬萬不能挪用到其它地方的。
所以到了現在，朱由檢在拿出五十萬兩銀子犒賞邊軍后，已經無法拿出更多錢。
同時他對文臣一樣不滿，因為算算時間，邊軍欠餉大概就是從天啟皇帝減少內庫撥款開始的。
也就是說，外廷離開了內庫的錢財，就只能拖欠邊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