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中，有的可能是“皇恩浩蕩”，或一代比一代強，所以能夠保持自己的家業不墮，甚至繼續向上流動。
但是，俗語說，“富不過三代”。
大多數的官宦人家，必然是向下的社會流動。
如太宗末年出任宰相的呂端，有“呂端大事不糊涂”之稱。
因為他力擁真宗為帝，真宗繼位后對他一直照顧有加。
就是這樣一位元老重臣，咸平三年（1000）去世后，至景德二年（1005），僅五年時間，家道就迅速中落，負債累累，其子孫、兄弟，“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
真宗為此出內府錢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
另一位真宗朝宰相畢士安，出任顯仕多年，他去世后，“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
幸虧王旦給他提了一嘴，真宗皇帝才從新賜給他家五千兩，給他兩個兒子、一個孫子授官。
這種情況不僅北宋大量存在，南宋也不少見。
因此，當時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士大夫，已經深感世代保持家業的不易。
曾與呂端并相的李沆，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有人向他提出，以為太隘。
李沆回答道：“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就算是配享太廟的李沆，當真如他所說的那般。
幾個兒子早夭，如今他兒子也不過是個正八品的大理評事。
可是這種官是階官！
（就是寄祿官，家族全都靠著女婿王曾撐著，關鍵王曾還沒有子嗣，落寞是早晚的事）
而名相李沆的孫子，確實是一丁點信息都沒有，連個官身都沒有了。
這類情況的普遍出現，致使宋人有“盛衰之變，何其速也”之嘆。
宋代官員俸祿優厚，恩蔭盛行，官僚階層的沉淪，當不至于如此迅速墮落。
就算大宋恩蔭盛行，官員也無法可以通過恩蔭，讓子孫世代做官，以保證門第之不墮。
宋代恩蔭不僅授官低，而且升遷亦遠較進士出身者緩慢。
即使位極人臣的宰相之子，亦只授從八品的將作監丞。
多數官員的余親，只能授試銜、齋郎之類長期不得放選又無具體差遣的小官。
小官的俸祿，溫飽即可，若是家里人口太多，那還得省吃儉用才行。
與進士出身者相比，恩蔭出身的官員升遷也緩慢得多。
年輕從政，白首歸家。
大多數人終生在“選海”中翻滾，進不了京官行列。
陸佃之舅邊珣，自仁宗朝前期以父蔭入仕，歷官數十年，致仕前仍然只是一個選人資序的兩使職官。
著名政治家、科學家沈括，仁宗至和元年（1054），以蔭補為官。
雖政績卓著，結果仍然只是一名縣的主簿。
后來他在回憶這段經歷時：“一紀從師，訖無一業之僅就；十年試吏，鄰于三黜而偶全。”
不僅改官遙遙無期，就是芝麻小官亦幾乎不保。
然而，自嘉祐八年（1063）沈括登進士第以后，仕途生涯從此就一帆風順。
除去丁母憂三年，只用了十年時間，就從選人而一躍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成為權勢煊赫的大臣。
其升遷之快，與“十年試吏”時期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正因為如此，在有宋134名宰相中，只有3人是靠恩蔭起家（皆在北宋，南宋則絕無一人），其余幾乎全是進士出身。
由此可見，宋代官員要使其子孫保持家業，延續門第，只有走科舉入仕之路。
否則，在其身后，鮮有不出現家道衰落、子孫鬻賣田產、第宅的情況。
這就是宋代科舉制度下的另一種社會流動，即由官僚階層向普通平民乃至貧民的流動。
官僚階層若是想要保住自家世代富貴，必須不斷的接納新的進士，來結親。
可是縱然北宋在仁宗時期就已經前后兩次擴招。
一次是天圣五年，一次是張元叛宋投夏，只要進入殿試就不會罷黜。
就算是如此，面對龐大的官僚集團，進士依舊是僧多肉少，不夠分的。
曹利用雖然身居高位，那也是有此擔憂。
故而特別想要找一個進士女婿來幫他撐住門楣。
否則光靠著武將之間的聯姻，家族必定會一直往下衰落。
未曾想讓他遇到了宋煊，如此有前途的女婿，曹利用寧愿借貸也要給宋煊辦一場轟動整個東京城的龐大婚禮。
否則豈不是平白讓人笑話？
第二日。
正是禮部在貢院放榜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