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蜀入常環對武帝壯舉的評論是，“南域處邛、窄、五夷之表，不毛閩濮之鄉，固九服之外也，而能開上列郡，爰建方州，逾博南，越滄，遠撫西垂，漢武之跡血謂大業”
繼漢武帝七郡之沒，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于哀牢夷地置永昌郡，西南邊疆疆域芻型于漢代基本奠定。常球稱之為“大業“，實非溢美之辭。
漢武帝開發“西南夷”所依賴的物質基礎是巴蜀地區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給巴蜀他區的經濟帶來了相當的壓力，以至不堪重負。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向漢武帝上奏開“西南夷“地時說:“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鏡。通道，為置吏，芻甚”
盡管対開“西南夷“地的灌度估計不夠，過于樂觀。但是，唐蒙所分析的。
開發“西南夷”所依賴的物質力量則至為客觀，一是經漢初數十年休養生息后“漢之強”的國力，一是經秦惠文王以來捧。
余年開發后的北部“巴蜀之鏡七此后二十余年的“西南夷”開發的具體實施進程中，耗費人力、物力最多的，首摧筑路通道，次為軍事用兵。
而主要承擔這兩項艱巨任務的，實為北部巴蜀據載，唐蒙先“通夜郎道（燹道至群拇江）。
而司馬相如則“通零關道。橋孫永”，承這一艱巨勞動和巨大耗費的，主要是巴蜀的人力、物力皓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喪道，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疲餓離濕死者甚眾，一一耗費無功“通道費巨大。
邛人、律人的酋首主動向漢政府表示，愿意象南夷那樣設置郡吏。
武帝征求蜀人司馬相如的意見，相如說：“西夷邛、律可置郡”吐武帝即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持節回蜀主辦其事，并慰問蜀中父老。
司馬相如先后進入邛人、諄人、冉眺等蜀郡西邊、西南的兄弟民族部落中去，與其首領談判、協商，宣傳漢王朝的威德。
當時許多部落的首領皆愿做漢王朝的內臣，“愿得受號者以億計“。在司馬相如的努力下，“西夷邛、律一一為置一都尉，十余縣，屬蜀”。
通過司馬相如的出使，西邊，漢政府的統治從沫水（今青衣江）、若水（今雅碧江）為界，即深入到今川西甘孜地區、涼山州的西部，在這里設置了都尉，領十余縣，屬蜀郡。
南邊，漢政府的統治與新開發的樣柯相連接，并建立了關塞，還修建了-些道路橋梁，溝通邊疆與內地的聯系。
漢武帝此次開發活動，止于元朔三年（公元前26年）也前后延續9年。
第二次大規模開發“西南夷”地緣，起于元狩元年（公兀諭122年）博望侯張騫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返歸，“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
當時匈奴隔絕了漢與西域的北方通道，張騫遂上奏重開“西南夷”地，以便蜀經身毒國（今印度）維系與大夏等國的聯系。
武帝命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余人，前往蜀地，尋求通往身毒國的道路，他們分成數路，分別從蜀郡、犍為郡出發，一路出冉，一路出徙，一路出邛，一路出雙。
盡管此次探路任務最終未能完成，漢政府卻再次接觸、了解到西南邊地各族的情況。
從元狩元年（公元前112年）至元封二年，漢武帝進行了又一次“開土列郡”的大規模的幵發活動。
先后在“西南夷”地區設郡置吏。在今貴州東部地區設立了膵柯郡，在邛人活動地區，設置了越鴻郡，在雜人活動地區，設立了沈黎郡。
在冉、騷之地設置了汶山郡，在廣漢西部白馬氐人活動地區，設置了武都郡。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王朝又在滇地設宜益州郡，置官吏，滇王入朝。
武帝又賜滇王壬卬，讓其仍統治當地各部。
當時，朝廷的許多官員曾親到西南邊疆各地，或率兵征伐，成設府為官，當時擔任郎中的詞馬遷，也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筷、昆明、還報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