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彼時，真正驅動他們反抗劉榮、反抗糧價平抑的，其實并不是他們的貪婪，以及智商的低下；
而是他們當時的處境，逼得他們不得不這么做。
看看這些人的財產狀況，或者說是收入狀況，就不難理解他們反對劉榮的動機了。
——能在糧價平抑一事上，站出來和劉榮唱對臺戲的，首先就不可能是參與平滅吳楚之亂的功侯。
因為但凡參與了的，都發了大財，壓根兒看不上糧食這點錢。
其次，能為了哄抬糧價，賺取百十來萬錢的利潤，而不惜和準儲君作對的，必然是沒能力撈偏門，沒有太多其他的收入來源，嚴重依賴封國租稅的、功侯當中最無能的那一批人。
他們一年的生活質量，幾乎完全取決于：前一年的糧食能賣多少錢。
賣便宜了，他們就要過一年苦日子，借很多錢；
賣的貴些，他們才能盡量自足一年，甚至是少借點錢。
唯有哄抬糧價，以極其少見的高價，賣出封國租稅所得的糧食，他們才有機會不借錢，甚至還一部分債。
所以，他們才不惜冒這么大的險，試圖把握那個貌似千載難逢的‘良機’。
再有，便是一些自作聰明的投機分子。
他們大概率沒參加吳楚七國之亂的平滅，手里的錢，沒有多到讓他們財富自由、安心享福；
與此同時，他們又有一點錢，或者說是有相當程度的信譽額度，能借來很多錢。
然后，他們就拿著這筆錢，以近乎商人的姿態，在當年那場‘盛宴’中下場囤積糧食，而后哄抬糧價，試圖低買高賣，狠狠賺取一筆差價。
考慮到這個舉動的風險極高，也不難判斷出這批人，大概率也是債臺高筑、開銷極大，收入卻相對單一的無能者。
結合此間種種，歸根結底，劉榮當年借平抑糧價一事找出，并隨后清理掉的功侯勛貴，其實就是漢家的功侯群體中，最不中用的那一批蛀蟲。
他們寧愿接受爵位世代遞降，也不愿意上戰場為宗廟、社稷做貢獻；
他們寧愿遭受罵名，也不惜從糧食入手，從貧苦百姓的嘴里摳食。
這樣一批人，劉榮很慶幸自己能輕松甄別，并名正言順的清理掉。
而在這些人被清理掉之后，剩下的功侯貴族們，自然就都是‘生財有方’的精英了。
上文提到，功侯貴族們無所不用其極的搞錢，有白嫖封國百姓勞動力、操縱物價牟取差價等手段。
而這些手段中，收益最龐大且穩定，同時又極容易達成的，便是充當商賈的保護傘。
當然，不同于后世人認知中，拿錢辦事，不干涉具體業務的保護傘——徹侯勛貴充當商賈保護傘，基本上是將商人極其家產‘整個吃下’。
商人自此成了功侯的仆從，商人的家產，也成了功侯牟取更大利潤的本金。
從投效功侯之日起，商人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用自己的家產為本金，用自己的本事為籌碼，去為功侯源源不斷帶來利潤。
期間，功侯們指頭縫里會漏出些——畢竟功侯們‘大手大腳’的，指頭縫寬點也正常。
雙方各取所需——商人得以安心做生意，功侯得到錢多事兒少的收入渠道，雙方一拍即合，兩全其美。
明白了這些，回顧過太宗皇帝輸粟捐爵后，漢家的商人群體的轉變，再回歸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