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過去這一年，作為朔方太守，河套地區最高行政、軍事長官的程不識，在將主要的精力，放在河套及周邊地區的軍事戰略安排的同時，也將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觀察、了解治下河套部族的生活方式、社會運轉邏輯之上。
經過長達一年的觀察、總結，以及長安天子榮三不五時以書信提點，程不識也已經對游牧之民，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
了解過后，程不識也愈發覺得游牧之民，是可以通過非軍事手段征服的了。
——首先，相較于華夏農耕文明，游牧之民最大的一點不同，無疑便是主要生存手段。
游牧。
用長安天子榮的話來說，便是通過周期性的遷移，追逐水草的畜牧。
與漢家百姓以農耕為主要生存手段不同的是：游牧之民‘游牧’，是無法固定起生產、生活地點的。
漢家的農人，多半是田畝在哪里，家也就在附近。
幾百幾千戶人家的田畝相連，這幾百幾千戶人家，也就會聚居于這片農田附近，形成村落，乃至于鄉鎮。
農田帶不走，搬不動，所以漢家的農人，多半一輩子都不會搬家，甚至一輩子都不會走出家鄉所在的城鎮，乃至于鄉里。
生產生活場所長期固定，且是以數十上百年、幾代人為單位固定在一處，針對漢家農人的統治、治理，自然是相對輕松一些。
而游牧之民，以牛羊牧畜，而非田畝作為生產資料。
田畝搬不走，牛羊牧畜，卻是可以，也必須趕著走的。
一塊水草，牛羊啃食十幾日，游牧之民便要遷移換一塊草場。
這導致游牧之民的人口流動極為頻繁、流動范圍極大。
再加上草原特殊的地理特征，也根本不存在設置關隘，監控、掌握人口流動走向的可能性。
在漢家，在農耕文明的社會運轉邏輯中，人口流動，是社會動亂最根本的源頭。
因為人口流動與否，對于一個縣、一個郡而言，治理難度以及治理所需的精力，是差著十萬八千里的。
在人口流動幾乎被禁止，且受到嚴格管控的當今漢室，一個縣需要治理的，就是當地戶籍的幾千、幾萬戶農人。
不單人口數量穩定不變，甚至就連被統治的人，也幾乎是不變的。
張三李四王二麻子，一天是本縣之民，便一世都是本縣之民。
沒有流動人口，沒有外來因素對當即社會生產、經濟等各方面的影響。
對于一個縣令而言，唯一需要做好的事，便是將治下，這固定的幾千、幾萬戶人家治理好。
甚至可以根據具體的狀況，進行針對性的安排！
比如：張三種不好地，得隔三差五派個農稼官去指導一下，然后讓張三帶帶左右相鄰；
李四年輕時在街頭混過，有個啥事兒需要打聽，找李四準能問到蛛絲馬跡；
孫五祖上當過官兒，在官場有點人脈，有需要的時候可以讓他幫忙牽線搭橋，與周邊郡縣，亦或是上一級屬衙往來聯絡；
錢六老實本分，兒子也多，有個啥兵役勞役的，從他家征丁準沒錯。
在如今漢室健全的戶籍制度下，每個縣，幾乎都能以‘人’為單位，將治下百姓歸入檔案，構建原始版的‘人才庫’，并作出針對性的治理指導意見。
而且，由于戶籍制度完善，人口流動又被嚴格控制，就使得社會治安狀況，也能憑借極小的成本，就維持在一個極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