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使得絕大多數勛貴、富戶——即所有具備大規模熔、鑄錢幣能力的人，都可以靠鑄錢，不費吹灰之力的謀其極其穩定、豐厚的合法利益。
比如一枚秦半兩，重十二銖，含銅七成，能熔煉出足近八銖半的銅！（8.4銖）
而太祖三銖，含銅量卻只有可憐的二成，即半銖多一點；（0.6銖）
一枚秦半兩熔煉出來的銅，能鑄出足足一十四枚太祖三銖！
不過一個簡單的熔、鑄的工序，原本面值十二銖的秦半兩，就變成了總面值高達四十二銖的‘漢半兩’——利潤率高達250%！
一塊錢輕輕松松變成三塊五！
還有比這更好的生意嗎？
還有比如此直接的‘錢生錢’，還要更令人趨之若鶩的好生意嗎？
結果劉榮一手收回鑄幣權，外加一個新錢五銖，直接斷了大家伙兒這條財路。
劉榮甚至不需要將鑄幣權收回朝堂中央；
只待那含銅量高達六成，即每枚銅錢含銅三銖的新五銖錢，成為天下人一致認可的法定貨幣，那熔鑄與否，便已經沒有意義了。
——你私下里熔鑄，一枚五銖錢你得用三銖銅；
你去少府兌換，也同樣是每含三銖銅的舊錢，能換回一枚五銖錢。
這還費時費力熔鑄個屁啊？
半點甜頭沒有的事兒，還不如扔給少府去白忙活。
所以，在錢幣這一項上，外朝主要是拿呂太后《金布律》當擋箭牌，勸劉榮不要試圖挑戰祖先——尤其是呂太后這種特殊的祖先。
鹽鐵、糧食官營，以及錢幣改制，是功侯貴戚們主要的關注點。
至于外朝，則更多的將關注點，放在了三公九卿，以及長安禁衛系統的改制之上。
三公九卿層面的改制，外朝反對很好理解——沒人喜歡變動。
尤其是在必要性不夠充分的前提下，官僚最抗拒的，永遠都是個‘變’字。
因為這個‘變’字，意味著巨大的行政工作量，漫長的行政適應期，以及未知的結果。
說的直白點就是：費勁巴腦的改，無比郁悶的適應，最后還未必比原來的好。
所以，除非是到了再不變就要出問題，而且是出大問題的緊要關頭，官僚階級對于‘變’字的態度，普遍都是一拖再拖。
除了整個官僚群體宏觀層面的本能抗拒，在具體的微觀層面，不同的個人也有著不同的偏重點。
比如內史屬衙的官員，在九卿之首的內史屬衙工作，向來都是鼻孔朝天，高人一等；
結果劉榮一言不合，就要把內史各種拆解、降格，最后搞成農業部門：大農？
——憑什么！
我一個內史官員，半只腳踩上千石線的明日之星，一夜回到解放前，跑去做助農官？
在為官之前，我特么本來就是農民！
一個原本貧苦的農民，先是寒窗苦讀，后又在戰場上建功立業；
好不容易爬上這個位置，結果你讓我去做有編制的農民？
那我這些年的努力算什么？
算我很幽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