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李祺早有耳聞，承天帝朱標的書房幾乎被如雪片般的奏疏淹沒，內容清一色都是懇請對西域用兵。
陜西、甘肅的奏章字里行間浸透血淚，紙上墨跡未干便加急八百里遞送。邊關守將聯名控訴，稱察合臺汗國騎兵如豺狼過境，每逢秋高馬肥便縱騎南下，焚燒村寨、擄掠婦孺，連馱著絲綢瓷器的駝隊也難逃毒手。
有折子里甚至附上帶血的商隊賬簿殘頁，細述近三年來二十余起劫掠慘案，更將百年前元朝覆滅時西域諸部的趁火打劫舊事重提，痛陳“此仇不報，西北無寧日”。
湖廣官員則以儒家正統自居，在奏折中引經據典，將西域比作亟待教化的“南蠻化外之地”。他們痛心疾首地寫道：“彼邦之人，不讀《論語》不知孝悌，不習《春秋》不明善惡，竟以搶掠為榮，以欺詐為智。”
更提議在西域廣建書院，讓孔孟之道如春風化雨，滌蕩蠻夷心中的蒙昧。有位翰林學士甚至洋洋灑灑撰寫萬言策論，設計出“先建學宮，次設義倉，再行科舉”的三步教化方略，字里行間滿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
南洋諸島的官員們則將目光投向歷史深處，從塵封的典籍中翻出《漢書·西域傳》《大唐西域記》等古籍，在奏折里逐字圈點：“且看班超投筆，三十六騎定西域；玄奘西行，萬里孤征取真經。漢唐雄風，今時更勝！”
他們將收復西域與當年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相提并論，聲稱“南洋已復華夏衣冠，西域豈容胡塵久染？”文末更以朱砂批注“此乃成祖遺愿，今當由陛下實現”，字字句句都在叩擊帝王的雄心。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當屬朝鮮與倭國的奏章。漢城的鴻臚寺卿執筆時絞盡腦汁，終于從故紙堆里翻出李白出生于碎葉城的記載，大書“詩仙故里，飄零異域，我大明皇帝文治武功曠古未有，若能收復此地，定能使太白詩魂含笑九泉”。
而倭國遣明使更將此事與“大化改新”攀扯，稱“昔年我邦學習大唐，今見西域未歸，實乃東亞文明之憾”，文末竟附上一首五律：“詩鄉沉異域，圣主應揮戈。一振天威后，文光耀四倭。”
兩封奏折行文風格迥異，卻都將西域之爭包裝成關乎文化正統的大事，背后暗流涌動的，是兩國貴族在大明紡織業中投入的巨額資本。
李祺聽聞這些奇談怪論，不禁啞然失笑——這背后實則是藩屬國與大明商人利益交織的結果。
自倭國淪為大明罪民區，朝鮮俯首稱藩以來，東海之上商船往來如織，將三國利益緊緊纏繞成密不可分的巨網。
倭國九州島的貴族們雖背負罪民之名，卻憑借精于算計的商業頭腦，將家族金庫中的黃金白銀化作入股大明商行的股契。他們在寧波、泉州的港口設立別院，與徽商、浙商把酒言歡，共同謀劃著絲綢、瓷器與茶葉的跨洋貿易。
而朝鮮李氏王族更深諳“背靠大樹好乘涼”的道理，王室宗親紛紛將私產投入大明在平壤開設的紡織工坊，甚至有王子迎娶大明商賈之女，以姻親加固商業聯盟。
藩屬國協議的墨跡未干，便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商貿盛景。大明商船可自由停泊釜山、長崎，倭國浪人、朝鮮書生亦能持通關文牒進入中原腹地。蘇州城的綢緞莊里，常可見頭戴烏紗的朝鮮使節與身著狩衣的倭國商人討價還價；泉州港的碼頭上，大明水手與倭國船夫合力搬運貨物，彼此夾雜著方言的吆喝聲此起彼伏。
隨著漢化教育在兩國的強力推行，漢城的書院里，學子們搖頭晃腦誦讀《三字經》；京都的私塾中，孩童們用毛筆臨摹漢字，這種文化滲透悄然改變著兩國的價值取向——當大明紡織業因棉花危機陷入困境時，他們敏銳意識到，西域的棉田與羊毛，不僅關乎大明商人的賬本，更維系著自己家族的興衰。
這場跨洋“請戰”鬧劇，實則是精心編排的利益共謀。朝鮮鴻臚寺卿在撰寫奏折時，特意召集漢學博士反復推敲措辭，將經濟訴求包裝成文化大義；倭國幕府則暗中指使遣明使，用李白故里做文章，企圖借大明的兵戈為自己開辟新的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