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是一個神奇的時代，科技的圖騰，逐漸從奔涌的鋼水和轟鳴的萬噸水壓機，變成了指甲蓋大小的芯片。
不得不說，我們國家，卻在這個時代落伍了，并且隨著摩爾定律而越落越遠。”
桃乃穆香內伸出手去，輕輕拍了拍他的膝蓋，“廣勇君，你以前給我上經濟史的時候說過，經濟發展是存在客觀規律的。
華國要想突破計劃經濟的桎梏，就必須要暫時犧牲一些產業的發展。”
當初石廣勇在早稻田上課的時候，就提出櫻花國要想實現經濟的再次增長，必須得轉型發展的去庫存去產能，舉的例子便是華國的改開。
而桃乃穆香內因為其專業，對華國的半導體行業發展，也是很有了解的。
和很多人的印象中不一樣，華國的半導體產業起步并不晚。
在一眾回到新華國的黃昆、謝希德、王守武、高鼎三、吳錫九、林蘭英、黃敞等半導體前輩大師的帶領下，華國半導體產業從建國之初開始蹣跚起步。
不得不說，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華國的電子產業干得非常不錯，四機部成立的兩年后華科院就研制出了65型接觸式光刻機。
桃乃穆香內在讀書的時候就非常的吃驚，華國竟然在1965年就有了光刻機
而那時候as還沒誕生，而八九十年代光刻巨頭尼康也剛剛進入光刻機領域，而美國，也開始搞光刻不久。
65型光刻機研發成功后，華國并沒有停止腳步，1978年美國推出世界第一臺商品化的投影光刻機ds4800，3微米制程，而僅僅兩年后，清華大學也同樣推出自己的投影光刻機，精度同樣達到3微米。
可以說，在光刻這個領域，華國在那個年代是緊跟世界前沿的，比新羅、夷洲島都要領先1015年。
這些技術是無數滿腔熱血的科研人員，硬生生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靠拼命取得的突破，有力保障了兩彈一星等一批重大軍事項目的電子電路和計算配套。
然而問題來了，擁有如此卓越技術儲備基礎的華國半導體行業，又是怎么在短期內便陡然衰落下去的
這讓當時正在念書的桃乃穆香內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她遇見石廣勇，嫁給他成為人妻，在兩人日常交談中，她才想明白這個道理。
華國的半導體產業，成于舉國計劃體制，但是，問題恰恰也出在了這里。
華國的學研產模式師從紅色巨熊，習慣于通過運動式的集中攻關，來突破某一項技術。
這種舉國體制不能說有錯，起碼在軍工領域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兩彈一星，只需要考慮芯片可不可靠，而從不考慮良品率和成本。
但是這一套放在民用芯片上，卻根本行不通。
軍用芯片，成本高一點沒關系，速度慢一點沒問題，質量差一些不要緊，只需要解決有的問題即可。
但這三點卻是民用芯片的命脈。
只有在電路設計、晶圓廠制造、封裝測試等各個方面都精益求精，才能生產出市場能接受的芯片。
這個加工工藝和生產流程，就像老鋼廠工人看一下鋼水顏色就能判斷溫度一樣，充滿了很多無法用語言描述的技術訣竅，完全是經驗的積累，而不是你集中幾千人攻關就能解決的，只能在無數次的生產中慢慢摸索出來。
可是華國軍用芯片領域那一點點的需求，根本無法支持芯片大規模生產。
華國半導體學界靈魂人物王守武，在改開之前的一次科技發展座談會上發言說
“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于櫻花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一。”
在那個年代，全國很多人連吃飯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又哪來的民用芯片需求呢
如果沒有大規模消費應用后的利潤反哺，國產芯片每一次全力攻關，實際都會給國家財政帶來又一次的吸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