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德國內閣要求分析部門進行更多有效分析，而不是輕易下結論。
然而事情的發展依舊超出了德國方面的想象。
1965年下半年，中國政府排出代表團與世界各國進行了大量協商，開始了新1輪的產業布局，大量勞動性密集的低端產業開始加速流出中國。
根據歐美的經驗，這種產業流動本身必然會出現大規模失業的問題。為了解決就業，中國將采用中國元升值，從全球購買廉價工業品的模式。讓中國從1個工業生產國變成1個金融國家。
然而到了1966年，歐美發現事情和他們想象的完全不同。中國在過去40年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有著天然的巨大優勢，當最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外移后，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并沒有消失，而是直接轉為資本技術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
更直白的說，原本大規模生產紐扣的企業轉型為大規模自動化生產紐扣的企業。原本數量巨大的勞動者，要么年齡到了后直接退休，要么就接受成年職業培訓，進入大規模的手機生產企業或者電子組裝線，變成了另外的產業工人。
從正常角度來看，紐扣生產者去組裝手機，需要相當規模的培訓。這種培訓投資巨大，從單純的資本角度看，得不償失。
但中國采用傾向于公平的政策，看中的是個人發展。每1個成年人每年都要接受兩個月的再教育，接受再教育期間，能拿到基本工資。
德國搞的也是這樣的制度，對這個政策的執行情況非常清楚。德國引以為傲的高素質勞動力就是靠這么投入成本培養出來的。
在德國分布部門看來，這種變化的問題不在于中國工人，而在于中國的產業竟然在現階段出現了全面突破。
從1940年第2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中國通過在產業領域上的突破，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中國始終走在世界新技術前沿。歐洲不僅在戰爭領域失敗，在科技與產業領域同樣輸給了中國。
時間進入1968年，全世界大量資金開始轉向購買中國國債。李潤石看完了中國與歐洲商業研究機構發表的《對名詞正本清源系列討論》的論文后，感覺自己還是受到了1定的沖擊。
在這次討論中，國債被定性為“尋租領域”。尋租，在中國文化里面并不是好事。
尋租（外文名：rentseekg，又稱為競租）是指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為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亦即經濟租）所從事的1種非生產性尋利活動。
國債本身并不產生利潤，國家通過發行債券，籌集資金，投入到產業或者其他國營領域中獲取利潤，給與購買國債的投資方以穩定的無風險利潤。
何銳早就強調，任何經營都存在風險。如果出現了無風險獲利，必然存在風險轉移。所以無風險利潤必然導致積累的問題將在不斷轉移風險的過程中爆發出來。1旦爆發，就會引發1場極為深刻的危機。
在何銳時代，這個風險名義上被何銳政府承擔了，實際上被國有經濟承擔了。何銳去世后，這個風險被何銳留下的產業發展規劃給承擔了。因為李潤石支持了何銳的產業發展規劃，名義上是被李潤石政府承擔，這個風險實際上依舊是由中國政府承擔。
李潤石1直試圖改變這種局面，卻始終做不到。中國政府無疑是當下人類社會中最強大最有承受力的組織，如果中國政府都不愿意承擔這個風險，其他資本方更不愿意以當下很低的投資回報率來承擔風險。
搞產業發展的風險與社會主義制度或者資本主義制度無關。如果資本主義制度能夠產生更有效解決經濟與產業問題的能力，就輪不到中國在全球1騎絕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