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俞將軍坐鎮，東翁當無憂亦。”
那師爺顯然是佩服俞大猷的人，此時由衷說道。
譚綸擺擺手，笑笑也不說話。
從他內心來說，當然是戚繼光調到福建作戰是最好的，誰讓他和戚繼光更加熟悉。
當年他在浙江任知府的時候，俞大猷已經是浙江總兵，而戚繼光是僉事游擊，帶著兵游走于浙江各處滅火。
其實，譚綸練兵，很大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和戚繼光說話的時候，由戚繼光提議的。
各府縣各練一支精兵保衛家鄉，遇小股倭寇則主動出擊，遇大股倭寇則據城死守，等待朝廷救援。
而練兵之法，譚綸和戚繼光也都有閑聊，所以二人從選兵到訓練，方法上都是大同小異。
只不過，戚繼光的提議，在浙江其他府縣并未得到推廣。
因為這樣練出來的兵只能是鄉勇，由地方上自己掏錢供養，最多就是有了戰功，可以從胡宗憲胡總督那里領到一些賞賜。
而朝廷給的賞賜，對于供養這許多鄉勇來說，其實杯水車薪。
誰當兵不是為了錢
餉銀給少了，就沒人愿意來，錢給多了，說不好聽就是從地方官荷包里掏出來的銀子。
這些銀子，如果不是發給鄉勇，那么就可以通過各種名目最后落到知縣、知府官員手中。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這話可不是白說的。
明清時期的官場，其實地方官員都是按照賦稅任務收稅，不過那些是上繳給上面官衙的。
而自己官衙的收支，則是以雜稅形式收取。
至于收取的度，那就看你的實力。
若是有強力武裝彈壓，不怕鬧出民變，大可把人收稅收到傾家蕩產。
單說明朝，中央收取的賦役真的很低，是歷史上所有朝代最低的。
只不過，自從朱元章以后，朝廷對官員的約束逐漸下降，從上到下貪腐成風。
地方官員自然不斷提高雜稅，維持了衙門運轉，剩下的可都是自己的。
高興了，大考之年，就往上面多繳點，看能不能升官。
不想升官，那就指著雜稅收，賺夠養老的銀子。
當然，因為關系到身家性命的原因，地方官員大多還是知道該怎么收這個稅，也不敢收取太狠。
把百姓逼得活不下去，讓人造反生事，他們也就干到頭了。
所以，對于地方官來說，收稅也是個技術活。
既要把銀子賺了，還要民間能活過去，這就很考驗官員的能力了。
當然，這些東西，一般都是有師爺幫著測算，倒不用官老爺們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