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懂爹的意思了，賈似道應該把劉整直接殺了，若無其投胡元……”
“狗屁！”
朱元璋搖頭：
“老四你當那時的宋兵是如咱大明勇卒一般血勇？”
“可是爹，兵書上都說治軍從嚴！”
“兵書是兵書，那是讓練良家子，能僅僅因為打算法查空餉就欺宗滅祖的，那連流寇都不如！你治他從嚴，他就敢反手一刀！”
朱元璋說起來也是眉毛一直在跳：
“于南宋國說，應對胡元才是一等一的大事，位當其首之事，便是兵事。”
“兵者關系國家生死存亡，須要用十二分的精力秉正整軍、持中經武、小心把控，如何能一法貫全軍，于是各地又起黨爭之嫌？”
“而那群地主呢？國難臨頭還計之錙銖，此事就該大開大合讓這些國之蛀蟲知曉胡元的手段，結果賈似道反倒對這些事精雕細琢。”
“結果前線宋軍援軍連襄陽都進不去，后邊賈似道也連地主家的院門都進不去，如何不亡？”
朱棣撓撓頭，怎么感覺自己在說治軍，但老爹給說的是治國？
【咱們此前在說三國篇時候就著重提過襄陽的作用。
作為扼南北之咽喉，襄陽失守后，南宋的命運就已經是注定的了。
有的人活著，但是他已經死了，南宋差不多就是這個狀態。
而站在這里回顧南北兩宋，至今也依然很難做出不存在爭議的評價。
但可以肯定的是，宋朝確實是我國封建商業發展的一個高峰期。
商稅這個東西最早能追溯到夏朝，但真正能夠作為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之一則需要等到五代十國時候了。
宋朝終結了這個亂世，也同樣如同正常的朝代發展一樣吸納了五代十國的優點，很多人知道的商稅收入超過了農稅就是發生在北宋時期。
根據留存至今的史料來看，宋太宗趙光義至道末年時，米、絹、布、棉、茶、雜色等等農稅合計收入折算為錢是2381萬貫，同年榷、酒、茶、鹽、銅、銀等商稅收入1167萬貫。
作為對比，大約一百年后的宋神宗趙頊熙寧十年時，農稅收入折前2021萬貫，同年商稅增加了酒、市舶、市易、坊場等項，收入合計4248萬貫。
單看宋朝是不太直觀的，我們前面列過天啟年間增加的商稅，也說過天啟之所以能迅速拉高商稅也是因為大明商稅極其簡單。
但那個屬于晚明，用來對比有失公允且不直觀。，這里就用同屬前中期的好圣孫宣德帝時期做對比。
宣德年間的商稅合計僅六項，商、酒、茶、鹽、銀、鐵合計202萬貫。
我們前面著重說過酒稅，在這里對比就非常直觀，宋太宗時酒稅111萬貫，宋神宗時酒稅收入786萬貫，大明宣德帝時酒稅5萬貫。
當然這些都只是落在明面上，在賬面之外，宋朝的遍地設卡層層搜剝商稅和胥吏的橫征暴斂，以及明朝的藩王自理地方的苛捐雜稅都是比較難一概而論的，但數額能差如此之多也依然能稱得上匪夷所思。
現代郭正忠先生曾評價過，認為宋朝本質上生產力并沒有變革，本質上依然還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封建國家，只是通過官方手段高度介入到商業活動當中，從而將官辦經濟推向了頂峰，或者也可以叫封建時代的經濟國有化。
當然后來發生的事咱們也知道，靖康之后本就不健全的宋朝又被打斷了一條腿，生活成本節節高升，但稅務卻又絲毫不見減免，最終使得還算健康的經濟變成了變相盤剝的手段。
大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朱元璋建立大明后認為這是宋朝亡國之因，直接將征榷專賣徹底禁止，甚至都沒有將其作為賦稅的補充手段。
某種意義上來說，老朱的這個決定確實浪費了兩宋幾百年間對經濟探索所積累的經驗，比較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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