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之所以將這篇《進士家考》轉載到了邸報上，刊行天下，其根本目的是戳破一個謊言，富貴修德的謊言。
在儒家構建的大同世界里，是官序貴賤各得其宜，尊卑長幼之序，就是只要遵循尊長幼的秩序，就可以致大同。
這個理論框架能夠成立的根本基石，富而有德，富而好禮，富而能儉，就是富貴之家往往更有修養和道德，所以富、貴之家，就是天生地養的治人者。
類似的表述很多，比如君子富，好行其德；人富，以適其力；比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等等。
這種解讀是完全錯誤的，朱翊鈞讀書很好，他知道這是一種故意的曲解。
因為儒學里，君子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很有德行的人；一種是治人者也；
但多數的儒家學士解讀的時候，都刻意的把這兩種含義混為了一談，解讀為：治人者，就天生就有德行。
荀子曾經在討論性本惡的時候，：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
如果王孫貴族、士大夫的孩子們不能明白禮和義，那就是庶人；如果庶人的子孫，積累了足夠的學識，行得正，走的直，明白禮和義的重要性，就該是王公士大夫。
這個人是否尊貴，他這個人的價值，不看他的家世，而是看德行，他就是家世再好，沒有德行，那就是廢物一個，如果這個人家世不好，德行極好，那就是君子。
這才是原教旨的儒家理念。
這種思想，強調個人德行，而非世襲地位去決定人的價值，早在先秦時候，就已經出現。
正因為荀子的這些觀點，他被開除了儒家的至圣先師的序列，大明士大夫人言必稱孔子、孟子，很少談到荀子。
而這名筆正更進一步的戳破了富而有德，富而好禮，富而能儉的謊言，顯然進士之家，九成六的都傳不過三代，富貴和德行、禮義、節儉這些美德，沒有任何的因果關系，甚至富貴會催發出人心之惡，沒這點家產，還不會鬧得這么兇。
對于皇帝陛下轉載的這篇文章，大明上下，反響并不是很激烈，因為反響越激烈，這些事兒就越容易引起討論，最終讓這件事越廣為人知，最好的應對手段，就是當沒看見，算是一種無聲的抵抗。
也沒什么好值得反駁的，誰讓這名筆正，是用了五年時間，考證了如此多的進士家族，得出的結論，是實事求是，要推翻他的觀念，有些太難了。
大明上下內外，也逐漸發現了一件事，那就是離開了儒家，大明王朝仍然能夠存續。
儒家作為歷朝歷代最重要的統治工具，一直是郡縣帝制、皇權體制下，維護皇權穩定最重要的手段。
皇帝把兗州孔府掀了，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如同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恐慌在蔓延，但很快，上到皇帝，下到萬民，都發現其實并不會毀天滅地，相反，大明的秩序仍然存在。
先秦時候，至圣先師那么多，不是光一個孔子、孟子，荀子、法家、道家等等諸子百家，都有可取之處。
時間一久，大家發現，其實諸子百家一直存在，只不過大家披上了一層儒家的皮而已，現在把這層皮掀了，反而活的更加通透了。
比如徐貞明，比如柯延昌，陛下御筆冊封的大司農、少司農，就大大方方的承認了自己農家的身份，并且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在之前，他們看起來是儒學士，但骨子里是農學士。
皇帝再次刺破了儒家的一些神話，代表著儒家的神圣性進一步被破壞，這對大明上下而言，不是那么難以接受的事兒。
大明所有的風力輿論，都集中在了侯于趙的《深翻》之上，上一篇《翻身》的立意還有些模糊，這本《深翻》的立意就非常的明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