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
此時的孟紹原，身上又多了一個新的職務：
國民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上海分部主任。
這是一個成立不久的政府組織。
其任務為：
不惜一切代價干擾日偽廣播攻勢！
在抗戰前線，日軍常組織播音隊來配合作戰。
1938年12月，日軍在上海編組播音隊兩隊，每隊轄3個班，每班配播音機6架，由牧野芳秀大佐與澤田尾助大佐分別擔任隊長。
他們乘船經湖北武漢轉往前線開展廣播工作，借以動搖中國士兵的抗戰決心。
除此之外，日偽還經常盜用國民政府中央廣播電臺的頻率，造謠惑眾。
面對日偽的廣播攻勢，中國廣播機構奮起反擊，用各種無線電設備對日偽廣播實施干擾。對于干擾無線電電波的原理，國人在數年前便有認識。
中國的廣播電臺在全面抗戰前有100座左右，但除了功率號稱“東亞第一、世界第三”的國民政府中央廣播電臺外，其他電臺都微不足道，且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區，戰火一起，幾乎損失殆盡。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迅速利用內遷的廣播設備，在湖北漢口、云南昆明等地建設廣播電臺。
隨著中國的廣播力量不斷增強，各廣播電臺開始用多種語言對國內外開展宣傳，對內鼓舞民心士氣，對外爭取他國支持。
在廣播干擾方面，添置了部分專用的廣播干擾機，一些大的電臺采購備用的廣播機，在需要時即可充當干擾機。經過幾年建設，中國有了干擾敵人廣播的能力。
1940年3月，在國民政府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中，主任委員陳果夫提出《干擾敵偽電臺廣播謬說案》，建議各電臺聯合對日偽電臺實施干擾。
該提案經會議審議通過后，由國民政府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立即分函各相關機構，并得到鼎力支持。
8月，國民政府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潘修睿到達上海，指導監督上海廣播工作。
軍統局上海區電訊科科長虞雁楚被任命為其助手。
孟紹原對廣播工作雖然是外行，但亦下令，不惜成本，協助其完成工作。
9月中旬，潘修睿、虞雁楚聯手，首次對敵廣播進行干擾，但效果不太明顯。
隨后，孟紹原趕赴南京，組織丹陽起事。
10月，全新的由歐美進口，轉經香港的大功率干擾器、廣播機運抵上海。
上海廣播事業籌備處工作人員亦增加到五十三人。
其中過半數為高薪聘請之專業人士。
潘修睿信心大增。
在向孟紹原表達感激的時候，這位軍統局蘇浙滬督導處、上海區的區長這么回答他：
“無它，有錢爾！”
無它，有錢爾！
有錢，能夠為所欲為！
有錢，我能夠買到最新式的機器，能夠聘請到最專業的人才！
有錢，任性！
在桐工作失敗后，汪精衛派周佛海去日本乞求日本承認。同時，偽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推汪精衛正式出任偽國民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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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汪精衛決定在1940年11月10日，發表廣播演講，日方亦將進行呼應。
重慶方面，已決定全力以赴展開干擾工作。
而對上海的要求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