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沱不屑地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旁邊的舒曉鳴補充道：“這是一場關于藝術審美的革命，是對四人幫對中國電影毒害的一次革命。太祖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既然是革命，肯定有犧牲，作出一些犧牲也是必要的。不過我們要相信只要有了創作自由，中國電影的未來是美好的。”
了解中國電影史的人都知道，80年代初電影界對巴贊理論存在嚴重誤讀。許望秋一直以為這是由于巴贊理論沒有系統的翻譯到中國，大家能夠獲得和掌握的信息有限，才導致的；現在他才意識到這不是誤讀，是理論界故意在曲解巴贊理論。
這些人這么做的目的，是想借助長鏡頭、借助紀實美學來排除極“左”政策對于電影創作的強行干預。在他們看來，巴贊提倡的長鏡頭理論能夠最大限度地保留現實原貌，把選擇意義和闡釋意義的權利交給觀眾，這等于變相支持創作自由。在他們看來，紀實美學強調客觀真實，注重眼見為實，這樣能把政治排除在電影之外，從而保持電影的獨立地位。
其實這種想法可以理解，畢竟運動剛剛結束，不希望電影創作再受干擾是正常的。可他們明知道這樣做會將中國電影推向深淵，卻毫不在意，這就讓人難以接受了。
許望秋想起自己的老師曾經說過，陳凱哥的《霸王別姬》在戛納拿到金棕櫚后，國內評論圈很多人對此十分不屑，說不就拍了部情節片嘛。張一謀的《活著》拍出來后，圈內一片罵聲，幾乎沒有說好的。這兩部電影之所以挨罵，就因為它們是類型片，屬于商業電影。到了新世紀后，這種情況依然沒有改變，只要是商業電影就沒有不挨罵的。
以前許望秋不懂為什么明明中國電影市場都垮掉了，中國電影都快死絕了，明明需要優秀的商業片才能撐起中國電影市場，這些人還敵視商業片，還不斷攻擊商業電影。
現在許望秋徹底明白了，這些人根本不在意中國電影的死活，在乎的只有他們自己。他們這么做是為了所謂的創作自由，也是為了真正掌握中國電影的話語權。
商業電影是票房說了算，是觀眾說了算，一切與他們無關；所以，他們寧愿看到中國電影在泥淖中掙扎，也不愿意商業電影成為市場的主流。
李沱他們的話讓許望秋想起黃泓在99年春晚上喊出的那句“我不下崗誰下崗”，許望秋還記得那天，好脾氣的父親對著電視大罵：“黃泓，我草你十八代祖宗！”
一股怒氣夾著寒意直沖天靈蓋，一只無形的手將許望秋心頭的傷疤被撕開，鮮血淋漓。記憶的書頁瞬間翻到到2003年1月23號，那個讓許望秋永遠背上罪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