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維揚說：“有啊，我們用互聯網來舉例。非最優性，以前是網站把控網絡，Web2.0時代是人人創造網絡。在沒有中央大腦控制的情況下，網絡資源分配混亂，冗余內容大量增加，網民和程序員的重復努力隨處可見。還有不可控性，在Web2.0時代，沒有誰是權威，人人都是英雄，資本和程序員無法控制發展方向，只能順應互聯網的發展潮流。還有非即可性……”
胡松說：“所以凱文·凱利預言了Web2.0時代的到來？”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宋維揚道，“凱文·凱利的思想論述，屬于Web2.0的基礎理論，既清晰又模糊，他當時也不知道P2P技術能發展到現在這種程度。可以說，凱文·凱利看到了大方向，但細節發展會超乎他的想象。但凱文·凱利有句話特別精妙，他說集團系統屬于‘群氓的智慧’，這句話概括了Web2.0時代，人人都很平凡，但人人都是英雄。”
胡松道：“你非常喜歡嗎？《失控》這本書好像還沒在中國出版。”
“我讀的是英文原版，”宋維揚說，“凱文·凱利在西方計算機和網絡界影響很大，他在創辦《連線》雜志之前，喬布斯就已經是他的忠實讀者，那個時候還是80年代。”
胡松說：“不管是集群效應，還是蜂群效應，這都好像是社會學的理論。”
宋維揚笑道：“我大學里面讀的就是社會學專業。”
胡松道：“那是否可以理解成，你提出Web2.0概念，并非基于計算機和互聯網知識，而是源自于你的社會學思維？”
“可以這么說。”宋維揚道。
胡松道：“Web2.0會給現實社會帶來影響嗎？”
宋維揚道：“我認為，Web2.0和現實社會互相影響。但到了Web3.0時代，互聯網和現實社會將合二為一、密不可分，不使用互聯網將很難在社會上生存。”
胡松笑道：“不上網就會死嗎？”
宋維揚說：“死倒不至于，但肯定與社會脫節，就像一個終南山隱居修士。人是群體性、社會性動物……”
胡松很快就發現，不上網會不會與社會脫節他不知道，但他今天的采訪已經與預設稿脫節了。他本來想跟宋維揚聊科技、聊網絡，卻朝著社會學與哲學的方向一去不回，好幾次他想扳正都扳不回來，宋維揚總是聊著聊著就聊成了社會學與哲學問題，甚至最后朝著心理學方向狂奔。
嗯，宋維揚在復旦讀書那會兒，心理學也是必修科目。
當話題越聊越深入，胡松已經快招架不住了，都不知道該怎么接話提問了，只能引導宋維揚繼續往下說。最終，兩人在傳播學領域碰頭，這是胡松本來的專業，他終于能夠比較針對性的提問。
回到雜志社，胡松在文章開頭就寫道：“宋維揚并非純粹的商人，他更像一個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他對傳播學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