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皇商為東擄政權大量輸送糧食、衣物、炊具等基本生活物資。
努爾哈赤也不虧待他們，把人參、鹿茸、獸皮等貴重物品交換給對方，讓這幫唯利是圖的奸商們高興的不得了。
漸漸的，雙方建立了很深厚的利益關系，重視間諜戰的努爾哈赤就把雙方貿易內容，從食品衣服擴大到情報。
據《清實錄》記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
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
東擄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東擄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
東擄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
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
“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
由此可見，東擄政權對晉商的重視程度有多高。
皇太極的戰爭機器所需的全部的火藥、八成的糧食和超過六成的金屬，都來自“誠信”通天的晉商。
對雙方而言，這是一筆雙贏的買賣。
正是通過晉商，東擄才可能把劫掠來的財物、古董和金銀購變成糧食，來養活他們幾十萬人口。
遼東的米價，最終降到了一兩四石，人口增加了數倍，糧價卻壓到了最峰時的幾百分之一。
而交易另一方的晉商集團，僅在在崇禎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萬的銀兩。
這些功績在東擄入關后，得到了進一步提升，被御賜了皇商地位。
得到東擄特殊照顧的晉商，壟斷了華夏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
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
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晉商的足跡。
他們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
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
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他們在釀造叫賣。
晉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
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亳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
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
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都和他們有關。
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后有包頭城”，
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的諺語。
如果說晉商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跡，那么這個奇跡的背后是一張張丑惡的賣國嘴臉。
正是八大皇商的推波助瀾，才讓東擄有了喘氣的機會，也同時加速我大明王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