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宣起身從書架上拿起一本書，說：
“當時我正在看王央樂先生翻譯的博爾赫斯的一個短篇小說集，里面有一篇小說《交叉小徑的花園》，現在都把它譯成《小徑分岔的花園》。
這是一本間諜小說，講的是歐戰時期一個德國間諜，在被英國間諜追殺的情況下如何把一個情報傳給上司的故事。
當時我看完后久久不能平靜，內心被觸動到了。想到自己國家曾經經歷過的苦難，想到村里那些退伍老人講過的故事，我好像抓住了什么，我就下決定寫了。”
陶歌說：“我研究過你的小說，常讓我勾連起你和博爾赫斯的關系，沒想到你的小說背后還真蕩著博爾赫斯的“幽靈”。
這或許可以找到你小說與眾不同的密鑰。下次有機會，我們可以就這個問題聊聊。”
張宣攤攤手：“其實這沒什么，現在就可以聊。你讀過“圣經”嗎？”
陶歌回答：“我曾在牛津大學留學時，借朋友的讀過。”
張宣說：“我雖然不是基督徒，但偶然看過一次“圣經”，對里面的故事是了解的。
圣經的四部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記述的是一個人，即耶穌的生平故事。
四部福音書各自為營，有同有異，既沖突又補漏，給了我創作“風聲”的靈感。
“風聲是“一事三說。我D說，GD說，作者說。所以，要論一事多說的源頭，不在“羅生門”，在圣經。我也是因為有了啟發，才創作出綱目式的結構寫法。”
陶歌問：“這些盤根錯節的寫作秘道，你不說沒人能看清楚。這也提醒包括我在內的所謂專業讀者，對一個作家的個人寫作史，或者說寫作邏輯的復原和再現，不能單單依賴作品發表的時間和刊物等這些表面信息。
作家的寫作，從獲得靈感到最后瓜熟蒂落是個相當漫長的生長過程。
同時我發現，“風聲”的寫作過程其實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述同一個故事。你好像很享受這種快樂？”
張宣回答道：“我喜歡對一個故事顛三倒四地寫。好小說都是改出來的，我迷信這個。“風聲”也是這樣反復琢磨出來的，只是這個過程一點都不快樂，而是充滿挑戰。”
陶歌問：“你擅長拿捏讀者的心竅，設置小說世界的明與暗，然后搖身一變作為一個自由出沒于明暗世界的親歷者出場，把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的摸索說了出來，獲得了對黑暗包裹的一切命名的權力，而且是世界之“暗”最可靠的“傳”人。對于我們生活的世界，難道那些被照亮的部分，真的就那樣可靠嗎？”
張宣說：“我并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害怕黑暗、殘暴的人性，又渴求去揭露。”
陶歌問：“風聲”里我看到一種非常穩定的結構：面對同一段往事，不同的當事人有不同的“回憶”，讀者先要聽潘老回憶的“東風”，再聽顧小夢回憶的“西風”，最后還要跨越時間去感受“我”所敘述的“靜風”。
這是一種很后現代的多元主義風格，背后的邏輯是承認真相是無限的，而能夠被記錄下來的歷史記憶只是一種“小真相”。
換句話說，它把記憶認定為一種社會活動，通過每個個體的差異之中的記憶來修正那些記憶的“標準像”。
你之前提到了“四福音書”對風聲的“照亮”。事實上，我們如今很難說后現代主義和“圣經”式的敘事究竟是誰先發現了誰，它們好像是同時向我們撲過來的。
在先鋒敘事逐漸退場的今日，我們似乎更傾向于把解構帶來的那種后現代主義本身視為一種相對主義，認為后現代的背后還有一個真相。
說了這么多，我想知道的是，“東風”“西風”和“靜風”三重敘述，你覺得這樣一種對峙的敘事結構，究竟把歷史的真實或文學的真實帶到了怎樣的境地？”
張宣回答：“你應該知道，真實的生活里，其實充塞著太多的不真實和荒誕。
甚至比小說還荒誕。
而小說有虛構的特權，卻被剝奪了不真實的最小權力。“風聲”中笨重的竊聽設備絕不能被針孔探頭替代，院子里的竹林不能換成椰子樹林，否則就虛假了。
小說中任何一個失真的物件、反常的細節都可能是致命的，因為賦予它虛構的特權就是要高保真，杜絕虛假。所以，海明威說，他不允許任何不真實進入到他的小說里。”
陶歌認可這觀點，話題一轉就問：
“再說說“風聲”的發表吧，好像爭了一個第一。你要知道，人民文學以前不發長篇小說的，你當時怎么會把它投給一個不發表長篇的雜志？”
張宣暈乎了，自己怎么沒注意這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