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仁宗親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闕失者。
仁宗降詔，應明肅垂簾時事，更不得輒有上言。
圣德廣大，度越古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群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甚薄，下詔戒飭。
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
還收集了仁宗禁言章獻垂簾時事詔書，交給趙煦御覽，更曰：“望陛下稽仿而行，以戒薄俗。”
呂希哲上奏：“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昔時自以過惡招致公論，坐法沈廢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國家變故、朝廷未寧之時，進為險語以動上心。
其說大約不過有三：
一謂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宜修復；
二謂陛下當獨攬乾綱，不可委信臣下；
三謂向來遷謫者，當復收用。
三者之言，行將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
這是朝臣們對政治反復開始有所擔憂。
癸丑，漏勺代趙煦執筆制詞，頒布了趙煦親政之后的第一道詔書：
“圣人之興，默契天運。逮我圣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亦圣祖母躬受其艱。
始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
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謚易名。明詔圣德，以示后嗣。
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博愛如地。
政無舊新以便民為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為用。
故士恥奇衺，民知向方，行規守業，遂底于今。
雨旸小愆，責躬菲食。饑饉時告，振廩輟漕。
憂世之心，常若不及。饑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
雖燕處于中壺，實大賚于萬邦。
自二王一主，洎于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幸之求，處躬以儉。
肇自治平，格于元祐，歷年踰世，家無一人翱翔任事乎顯要之路。咸以抑畏退藏，承教自勵，罔或一毫之私。
是以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耋老，聞風而嘆。
體坤用乾，妙乎其不為首。未嘗出聰明，見適莫，專智擅事，或罹偏吝之累。
每有升降，必下兩府；進退以正，勞謙有終；
唯譽唯功，不由好惡；研極論相，以統百官。
代天器工，分乂庶務。故當國大臣，敬委任責，咸得程申故實，曲列詳說，周旋事端，不留下情。
暢乎上聞，以疏壅塞之弊。
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
哀恫邦國，臨朝憫然，未知攸濟。
惟紹神考之遺志，述宣仁之厚風。將率德以自廣，必致公以盡誠。
以聞。”
這道詔書，是趙煦正式向天下公布自己的政治綱領，他將要繼承神宗的遺志，昭述太皇太后的仁德，領導這個國家。
詔書給與了高滔滔極高的評價，并且將的“元祐之治”，定性為了對神宗“元豐之政”的良好過度與繼承，而他也將繼續繼承父親和祖母的政治理念，和他們保持一致。
是為“紹述之政”！
詔書下達之后，“群情于是獲安，神器以之增重”。
保守派們對于新朝政治反復的擔憂，終于免去了幾分，朝廷一邊商議高滔滔的死后哀榮，一邊將重心調整到政務上來。
今年秋收，大部分地方還是豐熟的，還有江南淮南的搶種，不能因太皇太后的逝世而停止。
蘇油接到詔書不由得嘆息，國喪當前，對遼的攻略，怕是又得調整節奏了。
不過他早已在準備，這個也不是大問題。
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宋遼兩國國力的差距，只會越拉越大，在這個趨勢和前提下，機會有的是。
內政不清，而謀外國，這是因小失大，取死之道。
于是行文四路，自說今明兩年是四路恢復之年，務求安靜。
宋國力求安靜，遼國卻又開始熱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