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日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其害二也。
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挈家亡去，其害三也。
農民所有，不過谷帛與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若遇兇年，則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其害四也。
提舉常平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希求進用，其害五也。”
應該說，司馬光列舉的這五條，的確是免役法的弊端，但是并非不能改良。
而司馬光的主張是“罷廢”，恢復以前的差役法：“為今之計，莫若降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并罷，其諸色役人并依熙寧以前舊法定差。”
“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有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
今衙前陪備少，當不至破家；若猶慮力難獨任，即乞依舊于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并令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重難差遣，即行支給。
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指揮降諸路轉運使下諸州縣，限五日內縣具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司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
高滔滔詔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蘇油和章惇也不再顧忌司馬光的顏面，開始狙擊，大家在都堂吵成一鍋粥。
辛未，以侍御史劉摯為御史中丞。
癸酉，以監察御史王巖叟為左司諫。
右司諫蘇轍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于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
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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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總結了真宗和仁宗重視臺諫，因而朝中綱紀整肅，忠良得用。
因此真宗朝雖然有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
仁宗朝的執政大臣“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
之后說到神宗驅逐臺諫，“由是風俗大敗”。
最后總結：“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于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應該說蘇轍這篇奏章是他上任右司諫的“工作指南”，水平比一般臺諫官高明就高明在——“言有不當，隨事行遣”。
不再以風聞為理由免責，表示諫議官也應該承擔政治后果，在蘇油看來是一種進步。
但是高滔滔為了“虛懷納諫”的政治名聲，對蘇轍的文章予以了贊賞，依舊留中了。
三月，甲戌，御邇英閣。
蘇油對趙煦恭賀：“聽聞陛下昨日見到螻蟻搬家，輒違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
“此亦仁術也，臣估計不久就會感動上蒼，降下霖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