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城尚書府已經搬遷出臺城，目前坐落于東府城的書房里，劉益守給陳元康倒了一杯茶，長嘆了一聲。
陳元康對自身才能還是很自負的，如果劉益守說是修修改改一下，他肯定能接受。但對方說這方案完全不行，他就要聽一下說法了。
“主公，此法有何不妥，愿聞其詳啊。”陳元康拱手說道。
劉益守麾下沒有出現那種“言聽計從”的謀士，是因為他本人就學識過人，別人沒有能力牽著他鼻子走。
對哪個謀士言聽計從，也就意味著在見識與謀略方面完全被對方把持控制，這對于當政者來說，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
“長猷曾在魏國中樞為官，對稅法知之甚詳。這北朝的稅制，都是與均田制配套的。均田先不說好壞，建立在其上的租調制，就大有問題。特別是與梁國的實際情況有很大出入。”
劉益守嘆息了一聲，陳元康畢竟是長期待在建康，沒有在梁國四處跑，見識各地風物。
“每丁每年要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為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為調；服徭役二十天，閏年加二日，是為正役，若不需要其服役，則每丁可按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標準，交足二十天的數額以代役，為庸。
凡是均田人戶，不論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納定額租庸調即可。主公認為這有何不妥呢繳納數額可以慢慢調整嘛。”
陳元康非常自信，不覺得自己的方案有什么大問題。這一套在北魏實行多年，非常成熟。
“每戶無論有多少田，都按戶里的人頭交稅。可是如果參與均田的人沒有田了，他們還要繳納如此重的稅負，要怎么辦一戶當中，丁口有多有少，丁又添丁，每一個家庭的負擔實際上相差甚遠。
這還不包括那些世家豪強土地兼并的。”
劉益守直接指出了均田制里面最大的問題不僅每一戶的負擔不同，參與均田的人若是沒有田了，他們如何承擔賦稅也是個大麻煩。一不小心就會逼良為匪。
這種問題聽起來就像是紅燒排骨里面沒有排骨一樣，但在現實當中，卻又是普遍得不能再普遍。北魏的覆滅，起碼有一大半的直接原因在這里。
劉益守接著說道
“魏國的租調制度，不是賦稅太重，而是賦稅太輕而雜稅又太多太重正因為制度不完善，所以才出臺很多雜稅補充虧空。
土地與土地的成色不同，而交稅按戶口附加雜稅，其中一進一出，不少無權無勢之人就不得不家破人亡了。
失去土地無法交稅的農民不得不依附于豪強，這種依附，是沒有選擇性的依附，平時為佃戶，戰時為私軍。
若行此法不出十年，梁國必大亂。若要維持，則需要定期處置豪強殺一儆百，不斷的實行均田為長遠計較，此法不可取。”
劉益守長嘆一聲，古人的見識，果然是受到了時代的局限。南朝這邊的情況更復雜，幺蛾子更多，只是陳元康都不知道而已。
南梁實行的占田制，土地你開墾了就是你的，允許買賣。且不說這是不是合理，就說這征收的東西，漏洞也很大。
建康周邊有大戶人家，圍墻種果樹，種千株橘樹，一年得橘換帛千匹，而不納一文。這便是鉆了稅法的漏洞，因為果樹不在田稅的征收范圍，又是按戶收稅。
你種糧食和桑麻才收稅，果樹是自己在長的所以不收稅，更是有“千人一戶”納稅的可笑現象。
我們家就是人口多，一戶一千人，收一戶的稅，你不服咬我呀
這種稅法的局限性可想而知，以至于根本就名存實亡，導致梁國各地各行其是。民戶紛紛逃亡隱藏山林為盜匪或者依附于世家大戶，官府以商稅為主要收入以維持運轉，國家日漸積貧積弱。
捏著鼻子說，倒是跟劉益守前世取消農業稅有點類似了，不同的是田稅的錢都掉進了世家大戶的口袋里而農民啥也沒撈著。
陳元康不是沒看到這個問題，改“占田”為“均田”，便是一大進步。只不過很多細節不值得推敲。這個政策，明擺著是促使那些自耕農向世家大戶靠攏的。
“那主公的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