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張敏的個案上，使用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的方案可能比較合適。這種藥物針對的就是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癥患者，對于免疫能力低下的張敏來說算的上是恰到好處。唯一需要孫立恩琢磨的是，這種方案究竟有沒有用。
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在人的肝臟內代謝，因此嚴禁用于肝功能嚴重不全的患者。而有重癥肝炎的呂麗萍就沒有機會使用這個治療方案。
這也是孫立恩現在比較頭疼的地方。他現在手上還有一袋康復者血漿沒有使用，而這袋血漿……目前來看只能支持一名患者使用。
是給病毒擴散慢的出奇，可能提示她使用的某種藥物有病毒抑制效果的張敏用；還是給有重癥肝炎，血鉀增高到幾乎按不下來的呂麗萍用？
這樣的二選一對醫生來簡直就是地獄一般的噩夢。要知道，康復者血漿還不見得一定能夠生效。要在這種環境下，還得冒著“決定誰能活下來而誰不能”的巨大道德考驗，在兩名患者之間選一個人用康復者血漿……太難受了。
如果從患者病情程度分析，接受康復者血漿治療的毫無疑問應該是呂麗萍——張敏還能下地走路呢。雖然呂麗萍的高齡以及重癥肝炎都嚴重制約著她的預后情況，但僅就病情程度而言，她確實非常需要這份康復者血漿。
也許在抑制了病毒增殖之后，呂麗萍的血氧情況可以得到迅速改善，而她的肝臟也能趁機康復。
可如果從預后角度來看，給張敏使用康復者血漿才是最合適的選擇。她基本沒有什么其它問題，只需要控制住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就可以逐漸等待情況好轉甚至出院。但從“費效比”出發，張敏應該是最適合使用康復者血漿進行治療的患者。
這個問題不光難住了孫立恩，同時也難住了整個醫療組。
“這個血漿……我也不知道該給誰用。”醫療組展開了一場小規模會議。源自第四中心醫院綜診1科和2科的醫生們湊在一起，進行了一場臨時碰頭會。會議上，大家互相交換了一下自己正在管理著的患者情況。討論了大概十分鐘后，大家只在兩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第一，應該對張敏或者呂麗萍使用康復者血漿。第二，具體給誰用，他們也不清楚。
“你們可真行。”孫立恩有些氣急敗壞道，“聽君一席話，如同聽君一席話。你們說了半天都是車轱轆話滾過來滾過去的，這種事兒還有討論的必要么？我現在要的是解決方案，不是聽你們把已經知道的事情再分析一遍！”
“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快的辦法就是再搞點血漿來。”徐有容穿著防護服，非常冷靜的把問題重新踢給了孫立恩，“孫主任你要不然去采漿站蹲守一下，看看能不能再搞幾個治療量的康復者血漿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