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皇帝朱由校與客巴巴聊天的時候，魏忠賢已經在宮外的府邸召集親信們議事了。
魏良卿等人已經知道了韋寶向皇帝出的主意。
“叔父，現在看來，韋寶馬上就能將六百萬兩紋銀交給陛下，打開海貿，開辟十處通商口岸了啊，從此，韋寶的權勢會更甚，陛下也會更加信任韋寶，叔父不可不防。”魏良卿道。
“你說的這些，不都是廢話嗎？咱家難道不知道？”魏忠賢皺了皺眉頭，不耐煩道。
魏良卿嚇得不敢再多說。
魏忠賢的外甥傅應星道：“舅父也不必著急，不如順其自然吧，反正陛下已經準了韋寶的提議，現在木已成舟。韋寶的提議也不是萬無一失的，他一面開始開放通商口岸搞海貿，一面向各地攤派賦稅分散各地的注意力。這一點，對沿海以外的州府有效，沿海省份的大戶們一定不會答應的，他們受到的影響最大，而且是雙重影響，一定會鬧起來。舅父想想大明有多少沿海省份，有多少州府，多少大戶，咱們若是稍微煽風點火，一定鬧出大亂子。到時候，陛下就知道，大明的朝局，離開了舅父，一點都玩不轉。”
魏忠賢聞言，心情稍微好了一點，對外甥贊許的點了點頭，“你說的不錯，的確不必太著急，這事不容易辦！”
韋寶的銀子早就準備好了，交錢不是問題。
按道理，這是皇帝親自定下來的事情，又是他自己提議的事情，但韋寶心里其實是沒底的。
交錢很容易，關鍵是錢交出去，能不能起到好的效果。
韋寶一方面被推行海貿的事情牽扯了大部分精力，一方面又想見一見聰古倫格格，對聰古倫格格比較擔心，遂吩咐林文彪想辦法把聰古倫弄進京城。
韋寶已經貴為爵爺，一舉一動受到關注，把聰古倫弄到京城來，有一定的危險性，但是韋寶相信天地會統計署能辦好。
韋寶在皇帝親自發了圣旨，讓各地攤派軍餉的當日，交了六百萬兩紋銀給內帑。
這件事情，韋寶交六百萬兩紋銀的事情，再次引爆了閹黨和東林黨的黨爭。
晚明黨爭之烈和宋末新舊黨爭是不相伯仲的，所謂“言愈長，爭愈甚，官邪愈多，民害愈深，封疆愈危”。
歷史悲劇，再度輪回。頗堪玩味的是，晚明黨爭的主場，并非在“朝”，而在“野”。
也就是說，明代黨爭的一大特征，在于政爭各方，利用民間輿論或主導群眾運動，開始占據從言論到行動上的主動態。
從萬歷朝開始，大量職官空缺，三代皇帝的的“罷工”導致政府高度“不作為”。
以萬歷三十年，1602年為例，南、北兩京共缺尚書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撫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缺知府25名。
這是一個怎樣的比例呢？按照正常編制，兩京六部應有尚書12名，侍郎24名，這時總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缺官”的朝廷，萬馬齊喑，而意見領袖，潛伏民間。
這主要源于，晚明士人階層的崛起，歷史性地開創了“草野議政”的政黨雛形。
而市民階層的興起，為士人階層參政議政提供了助力，也直接開啟了晚明曇花一現的群眾性政治運動。
這兩股力量的滋生、糾纏和結合，是晚明除了流民、建夷、閹黨之外，一處需要被高亮的標簽。
解釋這個判斷之前，必須先厘清三個概念：官紳、士人和市民。
“士人”與“官紳”是明代讀書人的兩面。
一般而言，紳是指現任或離職的官僚，士則是舉人、監生、生員等擁有科舉功名而有待入仕者。
而“市民”的出現，則相對復雜一些。
朱元璋的祖制限制了明朝的變革明朝建立，來源于一個無所依傍的獨立武裝力量，從未憑借于任何一個階層或集團。
朱元璋作為這個集團的首領，擁有至高無上和毋庸置疑的權力和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