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協理軍營戎政，止負責掌管京營操練等事，不涉及調動兵馬諸事。
至于軍旅之事，皆由五府掌管，各領其都司、衛所官軍，各府掌印、僉書等重職皆由皇家心腹勛戚所領，偶有老將，但不及十分之一，至于臣等文臣，更從不涉及，豈有掣肘圣人執掌兵權之言？”
眾人誠惶誠恐，誰也不敢擔此重言，若皇帝將猜測當真，豈非逼著皇帝動殺心？
這一刻沒人敢心情敢放松。
明朝但凡過于觸碰兵權的，現在尸體全部涼涼，更何況其他人？
遂全體官員不約而同起身叩拜于地，隨后異口同聲，對著朱厚熜解釋。
朱厚熜也知道眾人被嚇得不輕，于是便放肆大笑：“你們休要過于緊張，朕不過是說笑而已。”
“陛下乃一國君父，金口玉言，伏望我主圣明天聰，切勿與臣等說此等笑談。”
群臣再次叩首，以求朱厚熜說話三思，慎重。
朱厚熜擺了擺手，繼續笑著說：“諸卿之言，吾以悉知，你每快快請坐，還請將事情緣由道來。”
眾人重新落座，最后將目光投放在兵部尚書彭澤身上，彭澤避無可避，只好咳嗽一聲之后，便開始奏對：“陛下有圣睿之資，欲革除弊政，臣等不勝歡喜，然天下之事，繁雜不堪，戎政之事，更是一等。
故而孔子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京營建制，始于府兵之制，而府兵之制，則在于‘居重馭輕’之策。
此可在府兵兵力布制，足可看出，自貞觀十年，天下十道共置六百三十折沖府，而京城一道卻設有折沖府二百六十一。
據《新唐書·卷30·兵制》載，關內右翼，與盛唐龍起之地河東道，有一百七府，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
全國府兵總額為六十余萬，而京畿之地擁有重兵二十五萬有奇，占天下兵力十分有三以上。
趙宋鑒唐代藩鎮之禍，與五代亂亡相踵之禍，便收天下勁旅，拱衛京師，其名曰：‘禁軍’，地方雖有廂軍、鄉兵、藩兵等，然但兵員、戰力、軍械、兵響皆遠不及禁軍。”
“太祖高皇帝，以不世之資，芟夷群雄，驅逐韃虜，開基建國，命遵古先哲王之制，遠稽漢唐，略加損益，亦參以宋朝之典。
于在兵制與京營建置之事上，承襲唐宋‘居重馭輕’之策，尤為果決。
是故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已未，有遼東開元衛馬名廣上言五事，其中便有謂‘唐太宗初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
“我朝洪武四年，京營兵額有二十七萬八千有奇，約為天下兵力近半之數；文皇帝永樂年間，京營額數應約二百萬有奇；為天下兵數總額一半。
土木堡之變前，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官旗軍人數約，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除去錦衣衛隊及親軍一類不屬京營二十九萬人，五府全部兵力仍有二百九十六萬四千零五十六人。
土木堡后，錦衣衛等親軍，及五軍都督府損失泰半，是時五軍都督府官軍，應為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