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此等事情《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8》有載：「正德十六年、十一月、戊辰以纂修《武宗毅皇帝實錄》，發正德間留中不報疏八百六十余本付史局。」
須知，此類奏疏多為指責武宗四處巡游、任用宦官誤國奏本，故而正德將其扣下來不報。
因此稱明朝無須天子勤政，國家照樣可以運轉之言，純屬出口蒙古語，進口女真言——滿嘴胡話罷了。
明朝內閣，不是帶英內閣，更不是東瀛內閣，二者不可同一日而語。
若是明朝皇帝廢政務，則必定天下大亂，民不聊生！
正德年間，便是活生生例子。
只是勤政的度，需要把控好，萬一新君累死，則天下再起動蕩。
即使未曾累死，若是有個好歹，也是一陣巨大風波，此事不可不慎。
于是王瓊、梁儲二人微微頷首：“中貴人忠君之心，仆等悉知，待面見天子之后，我等必會有諫。
國家勤政，實乃社稷之福也！然圣聰尚幼，萬事過猶不及，足下所慮，實乃我等之思！”
本來二人倒是并未有此想法，然經黃錦一說，心中也有一絲擔憂之色。
黃錦之言，誠乃良言耳。
皇帝真的若是勞累過度，對于朝中而言，絕非雞毛蒜皮之事。
“既然如此，在下不便打攪二位先生，告辭！”黃錦得到二人保證之后，也不在與其過多贅言。
須知內廷寺人，乃是嚴禁與前朝官員有多來往，特別是內閣、九卿，不然恐遭皇帝忌諱。
如果僅僅只是眼下這般敘談，倒還好說，若是繼續下去，則必然是黃泥巴掉進褲襠——不是屎也是屎。
根本難以自證。
不過明代更加詭異的乃是，明明內書堂皆有翰林院所教授，如此意味著宦官，多為翰林徒弟。
而這些翰林，又是進入內閣便捷道路，以至于還誕生“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這種說法。
很明顯這教授內書堂，分明是在讓翰林織納黨羽嫌疑，為日后雙方佐政提供便利，也為內閣得知宮內消息，提供渠道。
但明代又是嚴禁內廷，與外朝勾結之事，是在令人琢磨不透。
還有翰林院充鄉試同考官、會試同考官，禮部尚書充會試考官，內閣大學士充會試考官、殿試讀卷官，翰林院遷國子監司業、國子監祭酒，翰林院教授庶吉士等等，此皆為為日后內閣大學士，或內閣大學士織納黨羽，鞏固實力之嫌。
然而在明代，卻大行其道，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不過轉而想之，或許是因為翰林院所走之路，太過平緩，如果驟然入閣秉政，但內閣并無執政權，因此無法插手明朝衙門公事，恐人陽奉陰違，不肯聽從內閣之意所故意設之。
總之明朝官制，極其怪異。
比如堂堂吏部尚書，其主要是承上啟下，將部內四司所議之事，呈遞內閣或是皇帝面前，至于部內之事，卻多與四司權利重合。
也就是尚書能做之事，只需要四司合力，便可完成，但是不涉及呈遞奏本等重要事情。
還有六科給事中，如果此輩合同一詞持反對意見，則明朝六部政務全部癱瘓，無法運行，但人家不過七品微末小官而已。
而且人家還有一個更犀利的手段，乃是封駁詔書。
只要六科覺得不可詔書，直接認定為亂命，從名義上而言，此詔無效。
只不過明朝還有更大的，乃是天子，故而六科封駁之事，即使發生了，但真正被封駁不能發行的詔書，屈指可數。
所以最后六科主業，基本上無人做，而是將副業發揮的淋漓盡致，與都察院御史，在明代留下了偌大名頭。
然此類皆非梁儲、王瓊二人所思，此二人所思者，乃是皇帝尋二人所為何事！
俗話說得好，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若不好好想想，萬一皇帝命其奏對，何以答復？
難不成對皇帝說：“臣尚未準備好，不知如何回復”？
這顯然是不可能之事。
當然也并非說，不事先想好說詞，二人便無法君前奏對，而是說，如果能夠想好對策，就更好應對皇帝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