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初，南京政府財政部發布公告，宣布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法幣制度。
公告指出：“自近年世界經濟恐慌，各重要國家相率改定貨幣政策，不許流通硬幣。我國以銀為幣。
白銀價格劇烈變動以來，遂致大受影響。
國內通貨緊縮之現象，至為顯著。
因之工商調敝，百業不振，而又資金源源外流，國際收支大蒙不利，國民經濟日就萎敗，種種不良狀況，紛然并起。”
公告中規定了六條辦法，主要內容包括：
法幣的發行機關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1936年又授予中國農民銀行發行權），而其他銀行鈔票逐漸收回；
設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以保管準備金及管理法幣的發行；
國家統一管理白銀，工商業及公私往來都必須使用法幣，個人持有的白銀必須兌換成法幣；
中央、中國及交通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穩定法幣對外價值，保持匯率穩定。
國民黨政府財政部的公告一出，日本方面馬上回應。
已經升為駐華武官的高橋坦，威脅二十九軍：“白銀國有與現銀，都集中在上海，是陷華北經濟于絕境，并阻礙日本利益。如貴方不能自動防止，則日本將以實力實現。”
同時，日本中國駐屯軍，迅速制定了《華北自主幣制施行計劃綱領方案》，提出在華北建立新的金融中樞。
同時，建立“華北公庫”為唯一通貨發行機關，由銀錢業和商界的親日分子任首腦，日本人任顧問和科級職員。
同時，日軍特務人員四處活動，積極推動華北自治。
日軍剛開始，將目標放在華北五省有威望的幾人身上。
可是，這幾人都拒絕了日本人。
不管日本拋出什么誘餌，都堅持了原則。
然而，有一個叫應玉井的漢奸，卻主動跳了出來。
應玉井相貌堂堂，一表人才，21歲時，官費留日，1909年入第七高等工科，曾加入同盟會，隨黃興參加辛亥革命。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敗，再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科，曾兼任孫中山所辦中華政治學校翻譯，號稱“日本通”。
1916年，畢業回國，適值黎元洪恢復國會，被任為眾議院秘書。護法政府成立后，被委為駐日特派員。
1920年，勾結日本特務在蘇北阜寧設新農墾殖公司。
從此，走上漢奸之路，專為日本服務。
在日本的策劃下，應玉井控制了冀東22個縣，以及唐山市、秦皇島港，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委員會”。
在日本的逼迫下，國民黨政府決定撤銷北平軍代會。
隔一日，國民黨政府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由二十九軍宋軍長任委員長。
看著日軍不斷染指中國土地，有見識之人，都感覺到了，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空前危機的時刻。
路承周不僅在李向學面前，表現出了自己的擔憂，同時在劉有軍面前，也是憂心忡忡。
“冀察政務委員會，雖然名義上隸屬中央政府，但實質上已經變相自治。如此以往，國家真到了危亡時刻。”路承周擔憂的說。
“我們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政治上的事情，自然有上峰考慮。”劉有軍安慰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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