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這樣他們兩人也沒有放棄讓招弟上學的心，他們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那就是他們兩個自掏腰包資助招弟上學。
就這樣已經十二歲的招弟上學了。
一對熱情，又富有大愛的年青人，他們兩個最后也因此走到了一起。
他們的名字叫做：甄薇達，鐘國。
文中就是呼吁全國人民一定要重視基層教育，要教育平等，不要不讓孩子去讀書。同時，也希望高層還能制定一些出利于全民教育的政策，地方上要按政策推行九年義務教育。
并強烈譴責民族上千年來的疾病——重男輕女。
駱濤在查閱資料的時候，看到一個事件，在西北一個人口達到二千人的大村莊，二十年間居然沒有走出一個初中生，從這個事件中，可以看出八十年代我們國家的基礎教育非常落后。
全國每年失學兒童高達百萬，文盲人數更是上億，占了我們國家總人口的十分之一，要是國家沒有開辦掃盲班，推行簡體字，文盲只會更高。
特殊年代，特殊產物。
九年義務教育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孕育而生。
這篇小說的發表，一下子就在四九城引起軒然大波。
當天的京城各個階層，農民，工人，商人，知識分子每一個人都手捧著漁夫寫的一篇文章和小說《我要上學》。
七月九號，《我要上學》轟動全國，各地所有報社和雜志社都刊登了這篇小說。
高層領導更是讓各地教育部門學習這篇小說。
從此漁夫的大名真正傳遍了九州大地，拒中臺記者的調查，這幾日全國的報紙因《我要上學》這篇小說，銷量比往年上漲了百分之十。
《青年報》三天內全國共賣出近六百萬份，造下《青年報》創刊以來最高銷售記錄。
一時間“洛陽紙貴”。
至此，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在和別人聊天時，很隨意地就說出來一句：未來什么最重要？人才。
要不就是：窮什么都不能窮了教育。
鐘國：我是人民教師，……教育的隊伍不能落下一個孩子。
甄薇達：我是女孩子，我也要享受國家賦予我的受教育權。
“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
這幾天全國各地都要炸了，一時間全國就掀起了一場關于基礎教育的大討論，一下子就蓋過了人們以往每天每時每刻都高度關注的改革經濟話題。
這個事還沒有結束，《青年報》就又拋出了一個大雷，事先也沒有和駱濤商量就自作主張，發文評價《我要上學》對未來的影響力，這都很正常。
按照這人類的正常流程，不正常的事往往會在最后面出現。
果然，文末……意思就是他們會支付漁夫先生一萬元做為稿費。
一萬塊在有錢人眼里是不高，但基層老百姓和現在的作家圈，那可是大新聞。
老百姓：寫一篇小說就成萬元戶了？
作家：我現在一千個字才六元，他一個字就一塊錢，一千倍的差距。不行，我反對。
大家紛紛寫文章痛斥這種行為，集體一致認為文壇這片圣地被資本給腐蝕了，《青年報》也墮落，要有關部門嚴查。
但出奇的是，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指責說《我要上學》這篇小說不對。
作家圈認識駱濤的人，紛紛都通過各個渠道勸駱濤不要和《青年報》瞎起哄，要他低調做人，不要把自己樹立一個招風的活靶子。
不過也有人勸駱濤照手不誤，這人不是別人，就是那個很久沒有露面的路遙。還有一個桀驁不馴，一直不受傳統文學待見的王碩。
王碩他現在的遭遇，和二十年后興起的網絡小說，多少有點同病相憐，值得高興的是，兩者最后又都被時代所接受。
老話說的好：堵不如疏。
打鐵還需自身硬。
對于他們的勸告，駱濤都表示接受，會認真思考。
接著就是他非常心安理得的，接受了這一筆足以讓他留名青史的稿費。
《青年報》都不怕上面的問責，自己這個平頭老百姓又怕什么？
消息一出，文壇炸了鍋，紛紛指責駱濤的不是，也是因為這場沒有硝煙的戰斗，讓全國人民都知道了，駱濤就是漁夫，漁夫就是駱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