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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了王羈買糧遇到的困難之后，韓擎又忍不住好奇道：“那王愛卿是如何買回來六百萬石糧食，又為朝堂賺回來憑地多金銀的？”
王羈如實答道：“臣是通過海外中國商人繞開高麗朝廷與日本朝廷從私人那里購買的糧食和販賣的瓷器……”
原來——
不僅中國有“海禁”，日本也有。
自從藤原氏掌控政權之后便頒布了“鎖國令”實行海禁，宋日之間政府交往斷絕一度給中國商人帶來非常大的麻煩。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宋朝商人才承擔起中日溝通的交流重擔。
其原因在于日本的自我封鎖主要針對日本國民，并不禁止宋商赴日活動，但有諸多限制條件。
比如，同一商隊只能三年和日本做一次生意。
再比如，做生意不能同普通百姓交易。
之所以有這樣的規定主要是因為日本上流社會對高檔消費品需求巨大。
面對這樣的情況，中國商人紛紛以“途中遇到臺風，被吹到日本”為借口對禁令進行規避。他們從一年做次生意到一年兩次、三次，甚至達到了十幾次。
商貿頻繁帶來巨大的利益，比如日本產的珍珠收購價格是每顆七十貫，販到宋朝就變成了五萬貫，往來一趟利潤就是數百倍。
由于宋朝文化處于這個時代領先地位，宋朝的書籍深受亞洲國家的歡迎。
但趙家皇帝并沒有唐朝皇帝開明，宋哲宗規定書籍為禁物，交易到外國要判處入獄兩年。
這條命令一出卻立即繁榮了商業，禁令背后意味著走私可以帶來豐厚的利潤。
于是教育、哲學、音樂、書畫、科技等方面書籍頻繁流入日本，比如《十六羅漢圖》拓本，就是這個時候被日僧帶回國的。
對日貿易的活躍還推動了華人僑居日本的熱潮。九州的博多、越前的瀨戶港等地在宋商到達之后開始營造住宅、修建佛寺，以此為據點開展商貿。
這些華人僑居社區漸漸有了規模連成片，當地人稱之為“唐房”。
那里不僅聚集著商人，而且還有跟隨船隊渡海謀生的手藝人，甚至還有逃犯。
居住在那里的華僑，不少人組成跨國婚姻，在當地娶妻養子。比如宋商周良史的父親是宋朝人，母親則是日本貴族公主。
如此一來，華僑在日本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勢力，尤其是在商貿領域——他們不僅人數眾多，經營的商品種類也繁多、規模龐大，不僅有金銀銅鐵，還有茶葉、玩具、雨傘等日用品，其中一部分已經發展到了糧商行列。
這些海商在高麗雖然沒有在日本的規模大，但也有不少觸及到了糧商行列。
王羈見正途走不通，于是就聯系到在日本和高麗的海商，通過他們販賣中國的瓷器和購買糧食。
王羈這次帶去的瓷器，很大一部分都是官窯精品，那在日本和高麗絕對是槍破腦袋的存在，注重利益的海商們哪能不紅眼？
再者，誰說商人就沒有愛國情懷了，很多商人聽說中國民眾連飯都吃不上了，不要利潤也愿意為朝廷奔走買糧。
于是，在龐大的海商群體的努力下，王羈代表朝廷通過走私的手段購買了六百萬石糧食，并為朝廷賺取了一百二十萬兩黃金、五百八十萬兩白銀。
聽王羈講完他這次海外貿易的全部經過之后，韓擎也是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