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是可笑，在大周這個類似于華夏古代的封建社會當中，人們喜歡把皇帝說的話當做是神明降下的旨意。
還美其名曰圣旨。
還說什么皇帝沒有錯，錯的只會是臣子，指揮使治下的百姓們。
何其荒謬的說辭。
可就是這樣的理念，在歷史長河之中橫亙了數千年，成為了人們骨子里都認可的東西。
人生來便有高低貴賤之分，泥腿子就是泥腿子，成不了什么金鳳凰，這些個落后的愚民思想，成為他們人生信條。
殊不知昔日的漢高祖劉邦，也不過是大秦治下的區區一個亭長罷了，位置也就是和現在的里正差不多。
柳家也不是什么高門大戶，世家大族，可隨著制度慢慢的演變，上位者們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加強自己手中的全力，于是乎一系列的
儒家那一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所謂忠君愛國的思想境界，已然根植在所有大周百姓的血脈之中。
百姓愚昧，大字不識，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農民們一年到頭唯一的想法就是多種點糧食，祈盼風調雨順，能有個好收成，商人們就想多掙點錢，多販賣些貨物，從中賺取巨額的差價。
而這些期盼，都是為了讓生活能過得更好，讓未來能夠有點盼頭罷了。
他們才不管皇帝是誰，地方官一任才三年，誰知道三年之后又換了誰來，所謂的圣旨對于他們而言，也只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
可偏偏就是這東西，在那些個官員們，世家大族們的眼中，卻擁有者無與倫比的威嚴。
一塊黃布，兩根卷軸，還有一個寫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大字的印鑒在他們眼中，就是最好的通行證！
黃布難找嗎？一點兒都不難找，只要隨便一個染布坊都能夠染出黃色的布來，不過能夠被選來當做圣旨載體的黃布，自然是世上最頂尖的布料，只有貢品里頭才能找到。
不是別的染布坊不會做，而是不能做。
連名字和皇帝的名字有一個字重合了的都得避諱，更何況是這些皇帝獨享的東西。
可想要弄到能夠充當圣旨載體的黃布難嗎？
一點都不難！
再說筆跡，皇帝寫圣旨很少親自動筆，一般都是翰林院的官員代筆，寫完之后上呈給皇帝過目，然后在謄抄到圣旨的卷軸上，送去御書房給皇帝再次過目，加蓋印璽。
不過一般像什么詔書之類的，皇帝若是能親自動筆的，還是會親自動筆的。
就像申酉年兗王發動的那場叛亂，永安帝便起筆寫下了詔書，讓羅網將其送出汴京，交到了昔日還只是禹州團練使趙宗全手上。
衛允手中的那卷圣旨，那卷被衛允當做倚仗，當做通行證的管家御筆親書的圣旨，其實不過是衛允手底下的人仿照永安帝的筆記所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