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則是因為酂侯國的可耕作土地面積、水利、氣候乃至于土地產量，都高于平陽侯國。
簡而言之：酂侯國那一萬戶人家所能貢獻的財富，比平陽侯國那一萬零六百三十戶要多很多。
對于徹侯而言，最重要的是可耕作土地面積；而對于諸侯王而言，就不是這么回事了。
徹侯封國有多少土地可耕種，是幾乎無法改變的事實；固定的可耕作土地面積下，人口的重要性并沒有那么高——只要有足夠的人種好這些地就可以了。
但對于掌握龐大資源的諸侯王而言，可耕作土地面積，并非不可改變。
多山？
挖山！
多沼池？
填沼池！
為了提高可耕作土地面積，諸侯王可以做出許多徹侯沒有能力做到的事。
而這一切的關鍵，就在于人口。
只要有足夠多的人，那其他問題，就都不是問題了。
道路不同，可以憑借人口鋪設道路；田畝稀少，可以組織人口開墾。
就連‘國家戰略位置危險’這種問題，也可以從龐大的人口基數中得到答案——更大的人口基數，意味著更多、更優質的兵源！
而梁國與代國最大的基礎不同，盡皆于這些諸侯王的命脈息息相關。
代國地處北墻邊界，土地稀薄，氣候惡劣，人口稀少——漢律中，甚至有因為土地貧瘠，而照顧代國的稅收政策。
梁國則位于函谷關外，氣候適宜，土地雖稱不上肥沃，但相較于就連稅收都受到照顧的代國，無疑是好很多。
而封建時代，造成人口自然流動最大的影響因素，便是土地和氣候。
百姓不愿意遷至代國，其主要原因并非是代國地處邊墻，而是因為代國的土地產出不多。
反觀梁國，位于函谷關外，肩負著‘關中門戶’的重任，其戰略意義絲毫不亞于代國；但梁地肥沃的土地，仍舊是的關東人口不由自主的匯集，在梁國境內安家扎根。
即便不考慮這些現實因素，光是劉弘將劉恒從‘遠長安數千里’甚至‘遠關中千里’的代國，遷至近在函谷關外的梁國，也足以證明其親近，和信重之意。
——相較于北墻出問題，漢室君王更擔心的，無疑是關中出問題。
而梁國作為關中與關東之間的緩沖地，其戰略重要性在君王心目中，甚至遠高于邊墻安危！
邊墻出了問題，頂多就是傷筋動骨；可弱受梁國出了問題，那只怕整個政權都要動搖根基！
這種情況下，劉弘將劉恒從北墻的代北，遷至肩負關中安危的梁地，任誰知道此事，也都會說一聲‘天家叔侄友恭，天子以代王為肱骨’。
得了劉弘如此大的恩惠，劉恒自然也要展露誠意：陛下你說，我做了梁王之后，應該怎么做事？
聞言，劉弘也是面色一肅：在關東諸侯尚存的情況下，梁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王叔當知，于吾漢室而言，北方匈奴不過疥癩之疾；而關東諸侯，則為心腹大患！”
毫無愧疚感的將幾十年后，晁錯在《削藩策》中提出的論點盜用，劉弘便將自己的打算陸續道出。
“太祖高皇帝之時，異姓諸侯為禍天下，高皇帝只得以長子王齊、幼弟王楚、兄子王吳，卻仍致異姓諸侯皆叛，至今，為長沙一脈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