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緬軍的露布飛捷，沒有坐船，而是先到云南，然后快馬穿越整個帝國。
露布所到之處，各大小驛站，城池都知道帝國征緬軍打了大勝仗，陣斬緬甸國主。南方桀驁不馴的各大小土司，待消息傳到深山之后，都老實了好多，地方官治理難度大減。
《帝國南京日報》隨之發表社論，向民間宣貫征緬的起因，分析了利弊——無非保家衛國，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道理。
經過幾年來渲染民族主義文學作品和報紙宣傳的養成，帝國南方識字率較高的城市，產生了較強的民族凝聚力。而且征緬軍并未像英宗時期三征麓川動員了整個南中國，槍炮、彈藥都由京師轉運，萬人新軍的糧草云南應付毫不費力——至于跟著打醬油的五萬人，本就是云南本地兵和土司兵的混雜，并不額外耗費多少錢糧。
因此，沒有感到戰爭壓力的江南，對于新軍攻伐緬甸，取得大勝是喜聞樂見的。報紙上偶爾有些議論，例如：“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若寬其斧錢之誅，興我羽旄之舞”，還有“王師不可輕出，夷性不可驟訓，地險不可用眾，客兵不可久淹”之類，隨即就被有組織的反駁文章批駁的不成氣候。
南京日報批駁擴地無用論最有力的文章來自王世貞。他和南京日報的東主馮邦寧，已經結了八拜之交，成了好哥們。因為王家被流放東北的五個孩子都是馮邦寧給弄回來的。
皇帝大婚時一定大赦天下，朱翊鈞也不能過于標新立異了。但為了法律的嚴肅性，大赦天下僅限于四十五歲以上、非十惡之罪者，王家被流放的都是年輕人，不在范圍內。
王世貞無奈之下，找到了馮邦寧。馮邦寧拜托了他的干爹李秀山，又派人不知在東北做了些什么文章，王家幾人都被放歸。經此一事，王世貞兄弟兩個把馮邦寧感激到了骨頭里。
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了進步可能的王世貞，經歷了家庭的大變故，也到道家、佛門尋求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尤其拜了曇陽子為師，關于儒釋道三者關系的文章發了好多篇后，覺得自己在思想上已經比肩先哲，在南方士林的名聲更甚往昔。
王先哲盡管牛的不要不要，但馮老板卻是他的命中克星。隨著他在《南京日報》上發的文章越來越多，自家在買地、救人等多方面求到馮邦寧也越來越多之后，他本人在馮保伯侄的掌中也越陷越深。
萬歷四年，馮邦寧建議王世貞將《鳴鳳記》修改一下，趁著昆曲興盛的東風，把自己的文名再往上推一推。王世貞當然樂意，他和馮保一樣，都恨張居正入骨——至于寫文章皮里陽秋，寫小說暗諷世情，本就是王世貞的看家本領，馮保都不用通過馮邦寧提點他。
張文明遇刺后，王世貞差點嚇死。刺客唱著《鳴鳳記》把張居正他爹殺了，王家搞不好要全給張老爺子陪葬。待白色恐怖彌漫全國，《鳴鳳記》中包含的政治隱喻也被人無限引申、挖掘——王世貞敢指天誓日，士林眾人對《鳴鳳記》的閱讀理解絕對超綱！
然而，王家自從跌入谷底之后，仿佛身上有了保護罩一般。錦衣衛大索天下期間，連找王世貞問話的人都沒有。他松了口氣的同時，對馮邦寧身后的勢力越發看不透——李秀山的能力固然能保住自己，但連問話都沒有絕對夸張。
因此，對于馮邦寧的指令，王世貞毫無反感。其實他的思想從層次上來說，已經近乎形而上學，理所當然的認為戰爭、土地和財富這些東西都很扯淡。但接到馮邦寧的傳信之后，王世貞接受的也很順滑，完全無抵觸感，他甚至覺得自己本來就是個愛國者，鼓吹戰爭理所當然。
喉舌的重要性就在于此，也是朱翊鈞在親政之后就敢變法的最大底氣。新軍固然能掃平反叛，但變革引發叛亂乃至內戰，卻不是朱翊鈞所愿。因此，掌握了輿論利器，就握住了大半人心。
因此，馮保在無旨越線之后，還能得保首領，一方面馮保所為在客觀上推動了丁憂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也給朱翊鈞消滅變法反對者提供了道義制高點；最后，在掌握江南輿論、人心方面，馮保確實也不可或缺。
當然，馮保自以為做的神不知鬼不覺，才會在朱翊鈞揭破之后心喪若死。且經過“賜死”之后，他已經徹底明白了自己越線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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