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清楚了這對儒學意味著什么，也就明白什么叫“盛世下的絕望”了。當然也就明白劉鈺為什么壓根不絕望了。
也就明白為什么大順改元惟新這么大的事，為什么兩淮鹽改、蘇北墾荒這些事，只能作為每日的日常扯淡，卻不是儒學真正的大危機了。
科舉出身的真正儒學大手子，要是連這個危機都看不出來，只怕也根本不可能從科舉中脫穎而出。
雖然好像聽起來，感覺又成了空談、扯淡了。
實則對儒學來說，真的不是。
相反，于此時，對儒學來說，這是個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天的事。
因為現在大順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種即將亡天下的危險，也沒有原本歷史上被外人楞砸開大門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絕望、危機感，是一種奢侈而強大衍生出的意識形態危機。
也是一種盛世之下，很強、但又沒那么強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對立的無奈。
伴隨著西洋國家地理介紹的文章在大順傳播，漸漸讓這些專門搞上層建筑的儒學大師發現，現在仿若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候，儒學式微。大一統之后，才逐漸發力。這種大爭之世本身就是一個危機。
大順只要不關門，而是繼續要走爭霸路線，搞激烈對抗，那么就越發給那些富國強兵派機會。而春秋戰國時候的富國強兵派，和儒家的關系一般都不咋好。
再一個危機，就是儒學本身的圣學地位。天下越小、越封閉，這個圣學地位越高；越開放，越交流，圣學地位的危機就越大。
尤其是伴隨耶教的傳教士封禁事件，既然耶教認為自己的這一套是普遍適用的、他們認為的天下是整個地球；那么儒學想要對抗，必須也要自己先相信，自己的這一套東西是普遍適用的、天下就是整個地球。
在他們看來，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意識形態層面，構建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得通的、大順不關門繼續往外走的、儒學是萬世法且是整個天下普遍適用的圣學學問。
而非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局部的、適用于特定社會的、拿到歐洲那邊根本沒法用的東西。
這不是道德。諸如愛父母、愛家人、忠君之類的道德。
如果僅僅是道德，那儒家就直接宣布，愛父母是儒家專有理念，誰愛父母誰就是儒生，宣布自己勝利就完事了，那倒是簡單了。
而是有禮、仁、義、忠孝、家族、血緣、綱常等等一系列，構成的一整套政治的、國家建構的、法律的、包括國際法的、道德的、是非標準的、解釋得通的體系。
并且這個體系，一定是在世界范圍內普遍適用的。
并且是可以指導世界運行的。
這不是自大，而是最基本的東西。哪怕耶教那樣的宗教，哪個傳教士會認為，這破玩意兒只在歐洲適用，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
往小了說。
伴隨著明末開始的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反思，不要空談義理，要事兒上見的思潮，直接導致劉鈺為鼓動大順新興階層對外開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論，在這里有了不同的含義。
劉鈺鼓吹的西方富裕論，目的簡直是司馬昭之心了，擺明了是在鼓吹只要打過去、開了關，就能賣更多的茶葉絲綢棉布，他們的白銀大大的有。
但在大順這邊不要空談義理的思潮之下，這種鼓吹也就早就了儒學的危機。既然不能廣扯淡，要事兒上見，那怎么才能解釋，西方富裕是因為真的踐行了儒學思想而導致的
以前是真不用解釋，周邊夷狄，有一個算一個，窮的一批。
甭管是蒙古、東南亞等方向，真的是窮的一批，所以無需解釋，理所當然的可以認定，中原富庶是因為用了儒學。
現在不解釋不行了。
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一種衰敗的、悲觀下的防守。
是已經默認了，儒學不是天下性的、普遍性的，把天下和國家概念做了切割的一種防守。
也就是，諸夏自有國情在此，儒學在此很適用，別處未必適用。但他們的技術，是可以拿來用的，只要用了技術，我們也一樣變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