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舉得這個例子，也不是真正的平均情況。
而是拿特殊地區的最高水平，來說這是平均情況。
實質上英國的平均情況，比這個要低。
這家人屬于是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而大部分農業雇工的家庭年收入，其實在30英鎊左右，大約100兩白銀。
不過，即便這樣，英國的農業雇工的收入，比大順的中等農民年收入要高。
當然，這里面還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英國的農業雇工需要自己用工資買飯，英國的面包價格大約是1.5便士一斤，相當于3兩銀子買160斤面包；而在大順，3兩銀子能買360斤大米。
因為美洲白銀的開發，使得歐洲經歷了價格革命，整體物價大約是大順的2倍到3倍之間——一中世紀夸特小麥，8蒲式耳，大約400斤，售價是50先令，8兩白銀；而大順的小麥價格，以白銀計算，恰好是英國的三分之一。
實際上很快英國的糧價就會暴漲，暴漲到一中世紀夸特小麥最高到120先令，也就是18兩銀子的程度。這也就是英國后來谷物法定在一夸特4英鎊不準進口、防止降價的根源，利益相關，因為工商業的勢力頂不過貴族地主。這個夸特是中世紀的400斤大夸特，不是后世那種25斤的小夸特。
只是，不能說【英國的100兩，不如大順的20兩】。
平均家庭年收入100兩白銀的、真正的、不是被劉鈺春秋筆法挑選出來的農業雇工的生活水平，或許真未必如年收入20兩白銀的中等農民家庭。
《紅樓夢》里有一段，劉姥姥說【五分一斤，十斤五錢……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
也就基本上這樣的莊戶人了，畢竟農業雇工沒有土地，吃喝用度都得自己買。
但雖然生活水平，100兩的英國雇工和大順中農差不多，可實際上對工商業來說差距就大了。
雇工要買吃的、買衣服、買鞋、買這買那。
大順的中等農民，吃的自己種，穿的自己紡。
況且，如劉姥姥那樣的、親家父輩當過京官的“莊稼人”，是多少呢？
故而，對大順的工商業而言，英國最底層的農業雇工，依舊是“活人”。
而大順中等農戶以下的百姓，只能算是工商業眼中的“牲口都不如”，連被統計成數字的資格都沒有，因為他們最多過年買條紅頭繩。
牲口最起碼還能剪毛賣錢呢，如今一斤上好的西班牙長絨羊毛，還要6錢銀子呢。
一頭失蹤多年被抓到的羊，剃下來了54斤的毛，30兩銀子呢，夠在災年買三五個大閨女了，真就人不如畜。
英國的600萬人口的消費能力，如果大順的那些中層農戶、貧農、佃農也算是“人”的話，及得上大順6000萬人。
就像兩淮地區一樣，年收入達到英國底層農業雇工水平的，一個千把人的村子能有三戶不？
在這種情況下，不說別的什么工業品，就說茶葉。
大順的二三億人，市場已經飽和了。
想要內部市場擴大，只有土改一條路，讓百姓有錢消費。
而不是把六成的租子給地主，因為地主也只有一張嘴，他能收一千人的租子，但卻不可能一年喝一千斤茶葉、穿一千匹布。
土改的目的，是純粹的理性。
土地收益降低，才能使資本流向工商業。
百姓有了土地，才有消費能力，才有內部市場的擴大，反過來促進工商業發展。
不走這條路，不說別的，大順連10%利息的國債，都在國內借不到。
而這條路，又是默認不可能走的。當年李自成走了一半，就走到九宮山了，大順李家自己不想死的話，自然不敢動。
既然默認這條路不能走。
那么，自然也就只剩下對外擴張這一條路了。
所以劉鈺用一個特殊的英國農業雇工的例子，來當做平均數，以此來引誘新興集團的對外擴張欲望。
因為，按照這個數據，如果打開歐洲市場、打開英國關稅，單單是茶葉貿易，就能擴大十倍不止。
劉鈺要引誘他們自己做出推理：造艦，是為了利潤；擴軍，是為了利潤；開戰，是為了利潤。
士紳可以反對開戰，因為他們確實沒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