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潛意識里涌出的“下作”的商人思維，把皇帝自己都弄得內心都有些不好意思，覺得自己貴為天子，怎么會有這么最賤之人的思維方式？
待這種心思消退，皇帝卻還是不得不考慮錢的問題。
缺錢。
戶政府能出一部分，但肯定不夠。
內帑今年也沒有多少剩余，很多錢要投入到南洋貿易之中作為股本，而且之前還收購了一批肉桂檳榔寶石，現在還沒出貨，押在倉庫呢。
外加對官窯瓷器作坊的投入、對西洋貿易的入股，若不想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就不得不等著這些錢慢慢生息。
這時候是取不出來的。
對南洋戰爭，花的是內帑的錢，這些錢肯定是賺的，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連本帶息都回來了。
劉鈺引用太宗皇帝的話，說人的生命誰也不知道啥時候就沒了。而大順的記憶里，太宗皇帝確實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荊襄之戰后確實沒活幾年，這種事誰也說不準。
故而皇帝是想著，既是要干，那就晚干不如早干。
劉鈺既說能借到錢，實在不行借點錢用也不是不行，周轉一下子，也好過加增“淮餉”，引得天下出亂子。
如果真要治理淮河，明年就要把漕運停了。
趁著冬天，治理淮河的錢得出。
那漕工的安置，這些錢也得出。
全算下來，可就不是三千萬兩這么簡單了。
不借錢的話，就得一點一點地攢。攢到啥時候呢？攢十年后，假設一切風調雨順，錢夠了，萬一自己嘎一下沒了呢？
打印度，真要能收稅的話，確實也能賺錢。
但劉鈺堅決反對在印度上冒進，這時候全力進印度，就是在和英法為敵。
這玩意兒還是要靠分化瓦解，而且現在打印度意味著貿易停滯，大順好容易在歐洲打開的貿易局面也就全毀了。
英法合力，能讓大順的貨船，連非洲都過不去。
對內加稅、或者對內改革呢？
加稅是不考慮的。加稅意味著出事。
對內改革，皇帝也不是不知道松江府那邊建議試行十一稅的好處。
但一來，這種事難做。
二來，這需要大量的新學學子，進入官吏系統，對抗本地士紳。這會引發儒林的極大反感，并認為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學來對抗圣人弟子。
三來，這是挖天下士紳的根。
士紳靠的是免役、免攤派，不是免稅。
所以對士紳來說，稅率越低越好，因為他們合法地納稅、理論上沒有坑國家一文錢。
但這么低的稅率，國家到底夠不夠用、基層要不要攤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力役、攤派，和他們無關，本來也不是“合法”的稅收，他們大義在握。
地方官隨便加稅，當然是苛政猛于虎。《打漁殺家》都知道，收稅得看戶政府的文書。
如此種種，借錢也不失為一種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