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對大順這個封建王朝而言，這根“標尺”肯定是沒問題的。
而這根標尺一旦立起來，自然會有人拿著這根標尺，去做一些事。
可以改革。
可以變法。
然而一旦改革和變法都沒辦法的時候，那么有人站出來造反，并且以增加國民財富總和為目的或者口號、以大順王朝已經阻礙了國民財富總和的增加為大義，也就并不突兀了。
一直以來，自耕農的夢想，都是耕者有其田。
那么，耕者有其田，就是目的。
但是，實際上，這應該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
只有當有一群人站出來，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為了讓國民財富的總和增加、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為手段達成這個目的的時候，大順的起義，才算是真正擺脫了農民起義的局限性。
包括劉玉對大順一些儒學復古派的態度，也是如此周禮的一些手段，可以是手段，但絕不能是目的；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確的，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為最終目的，而只是最終目的的一個手段。
復古，是錯的。
托古改制，未必對，但如果明白目的，搞托古改制，也不是不行。
劉玉選擇這個時機，來吹風，時機剛剛好。
大順這些年的變革，效果極佳，一旦黃河河道修成，誰都得說這些年的變革是正確的。
但是，為什么是正確的
這個，一直沒有人拿到這個大旗，而劉玉從一開始就在悄悄拿這個大旗。
拿的久了，很多人也已經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這面大旗。
并且形成了一種被強化的認知因為國民財富的總和增加了，所以是正確的。而諸如國庫收入、勞役減輕什么的，都只是這面大旗的一角而已，并不是全部。
否則的話，是不是只要國庫收入增加，就是正確的
甚至于，是不是只要勞役減輕，就是正確的直接學蒙元，壓根不修黃河、不管黃河，愛咋咋地，民眾的勞役、至少黃河兩岸的百姓在單純修河上的勞役減輕了，那么這是正確的嗎
至于其余的大義至少以大順此時已有的、或者之前一定確定的大義，基本上，可以視作大順這幾十年的改革，是大錯特錯的，而且是流民圖級別的大錯特錯。
皇帝已經老了，皇帝需要的是有人來歌頌一下他的英明神武，他支持的變革是正確的，合乎大義的。
死去元知萬事空，皇帝現在更在乎的，是身后名。
開疆拓土，當然對皇帝而言是功，但這種功，在皇帝看來畢竟“片面”了，沒辦法形容他。而且只論開疆拓土，很多以此為功的帝王，名聲事實上并不太好。
在這種時候，劉玉拿出了這個大義，并且算是第一次正式伸手“上層建筑”領域，而不是吭哧吭哧地悶頭那挖經濟地基。
當然，這個大義，是以一種拍馬屁的方式，拿出來的。皇帝顯然不會意識到，劉玉這里面藏的魚鉤，因為這個魚鉤藏得很深。一旦吞下這個餌，距離由此“大義”衍生出一些特別的小冊子，就很近很近了。在那些小冊子出來之前，當然是無害的，甚至是歌頌的；但若沒有這個“經義”，一些后續的小冊子就無法獲得正義。
而這，正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真正的精髓之處先定大義，目標是富國裕民；再從此大義，引出如何才能富國裕民。
從戰斗和政治的角度來看，無形之手，并不是國富論在這個資產階級希望奪權的時代最精髓的地方。而是那個富國裕民為目的的大義，富國裕民就是讓國民財富增加，然后引出到底啥玩意兒是國民財富、以及勞動創造財富。
只有先承認那個大義、并且達成共識認可為正確，那么后面的一切才有意義。
可能，后續會在如何做的問題上，出現巨大的分歧、修改、甚至反對。
但其目的、或者說至少說出來的大義，始終沒變富國裕民。
在這里，國家，或者說，政權，被抽象成為一個“以增加國民財富總和為目的”的實體。
因為富國裕民是對的、是目的、是最終目的。或者說，是國家、是政權存在的目的。
所以、道德、天國、復古、周禮、神國、君王，等等，都靠后吧。
誰阻礙，就干誰，干的有理。地主阻礙，就干地主；貴族阻礙，就干貴族；教士阻礙，就干教士；國王阻礙，就干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