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浩天淡淡的說道：“我從來沒有那樣說，我承認有一些西方的哲學和思想的確非常的優秀，就比如說馬克思主義，這是非常優秀的，但是，聽你的意思，似乎對中國的傳統哲學思想不屑一顧。
恐怕像你這樣的人，在西方的現代學術的誤導之下，你肯定認為，不管是義也好利也好，都屬于物的范疇，一個經濟分配問題。
但是，也恰恰是因為你們的這種思維模式，這才導致了現代西方社會面對新冠病毒這種突如其來的疫情之時，到處只看到了利，沒有看到義。這才導致他們的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而反觀我們國家，僅僅用了76天就控制了疫情的發展，在世界上一枝獨秀。
為什么會這樣，難道你沒有反思過嗎？
如果你不理解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那是與義利之辨，我們中華傳統文化有自己獨到的觀點。
義是一個人心問題、人性問題、心性問題，所關注和研究的對象是內在的人心人性，利是屬于物的范疇，是一個效率問題經濟問題。
其實，義利之辨，并非是一個單純的理論思辨，而是一個行業分工的問題。
整個社會行業分成兩大塊，一塊是義的行業，一塊是利的行業，兩個行業界限分明，相互獨立，被禁止出現直接聯系。
利的行業，就是經濟領域的各行各業，而義的行業就是道義行業，不從事任何經濟行業，而僅提供道義服務，而這個行業就是政治業。
而這個行業，在古代就有一條基本的政治原則：不與民爭利。
為人民服務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正是因為我們國家始終推崇為人民服務，這才有了我們在疫情期間一枝獨秀的表現，這才真正的體現出我們的制度優勢、理論優勢、道路優勢和文化優勢，進而真正的展現出4個自信。”
柳浩天說完他的觀點之后，哲學系的高材生劉子龍竟然無言以對，因為他想要反駁的任何觀點，在柳浩天剛才的這番表述下，都將會被駁斥得體無完膚。
而這時，柳浩天冷笑著看向劉子龍說道：“劉子龍，你知道為什么你會坐在這里被紀委訊問嗎？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你在義利之辨中立場錯誤，或者說是你選擇的學術錯誤，你認可馬斯洛的需求理論這沒有問題，而且我也承認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對某些行業起到指點作用，但是你卻忽略了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那就是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是基于西方的社會現實而出現的，這樣的需求理論的真實本質是為了帝國主義資本家而服務的，是為了讓西方的老百姓心甘情愿的接受資本家的剝削而服務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馬斯洛需求理論在某種程度上符合單個個體人類需求發展的一般規律，對于那些資本家、商人、銷售人員，他們掌握這個規律，對于他們加強管理很有幫助。但也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