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副處級干部，二級警督，晚上不下班，交警隊也只好派個警員陪著他。
最后，連陪著他的警員都不耐煩了，勸他說：“胡隊，我知道你和高老板是同學，還是很好的朋友。您不在這個案子上找出什么來，對高老板不好交代。可是，我們也知道高老板手眼通天，對這個案子，我們也是全力以赴的。這個案子真的不復雜，就是碰巧了，事實很清楚的。您這樣熬夜，對身體不好不說，實在是也沒什么必要。”
胡波揉著有些發紅的眼睛，嚴肅著臉對他解釋說：“在我眼里，這就是一個案子，至于案子的當事人到底是誰，我是不會考慮的。你記著，咱們是人民警察，每一個案件，都牽扯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案件中的每一個人，都是人民的一員，咱們都有義務和職責，去保護他們的權益。
辦案過程中，咱們稍有疏忽，冤枉了任何一個人，都是對人民的不忠誠，都是對咱們人民警察這個稱號的褻瀆。咱們的疏忽，關乎到案件嫌疑人的切身利益，沒準就會把人家毀了，甚至毀滅一個家庭。
所以，咱們必須得慎之又慎，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
他都把話說到上綱上線的份上了，警員也就只好閉嘴，舍命陪君子了。
熬到半夜，看警員實在熬不住，胡波就讓他先去宿舍休息，有事情他再打電話叫他。
警員走后，胡波仍舊沉迷在那一大堆資料里，反復尋找，也沒有找到任何的破綻，他甚至都懷疑是自己疑神疑鬼了。這沒準兒還真就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可是，接著他就想到。高崎對他講的，不是沒有道理。這件事情，與胡金川找高峰的事同時發生，的確有些過于巧合了。
他還是選擇相信高崎。但他也意識到，這樣沉迷在資料里反復推敲，已經毫無意義了。他應該換一種思路來思考問題，那就是假定有罪，反向推導。
他就坐在辦公桌跟前的椅子上，半閉著眼睛，慢慢思想。假如他是那個肇事司機，被人雇傭，準備撞死高崎，他應該怎么做？
首先，他得知道高崎的樣貌和行蹤。這個不難，雇傭他的人，會為他提供的。
然后呢，他需要尋找一個干掉高崎的方式。高崎是武術高手，拿著刀子直接去捅了他，基本屬于去找死。
用槍和爆破物呢？從肇事司機的履歷來看，這人沒受過什么軍事訓練。再說這不是十年以前，警方早就嚴格管控槍支，在市面上找支可以傷人的高壓氣槍都難，上哪兒去找槍？
至于爆破物，在山上采石頭，他倒是可以接觸到炸藥，甚至有可能會使用炸藥。
按理說，這的確是一個他可能想到的辦法。可是，他為什么沒用呢？這么做過于危險？那么，制造撞車事故，是他可以單獨想到的嗎？
想到這里，胡波眼前突然就是一亮。肇事司機只是個初中畢業生，設計這么巧妙的一個討薪、偷車的故事，用來達到撞死高崎的目的，這個對他來說，恐怕過于困難了。
那么，這個事故和故事的設計者，應該另有其人，十有八九，是雇傭他的人設計的。
應該是這樣，雇傭肇事司機的那個人，有了干掉高崎的動機之后，想到了利用車禍來殺掉高崎。然后，他才根據自己的這個設計，找到了肇事司機這個合適人選！
這樣假設的話，整個事件就通順了。
雇兇殺人者設計好了計劃，根據這個計劃，物色到了肇事司機。
肇事司機在菜石場里干了三個月，沒有領到薪水，正走投無路，很可能答應與雇兇殺人者合作，以換取高額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