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尚賢，就是選用有才能的人做官，道德反而還在其次，只要國君能合理安排即可。這就跟儒家不一樣，儒家更注重品德，若品行敗壞，越有能力危害越大。
墨家尚賢還附帶著要求，就是我的能力值多少價，國君得給出應有報酬。不能像大明對待官員那樣，又讓馬兒跑得快，又不讓馬兒吃飽。人才獲得重用，人才獲得報酬，方能培養尚賢氣氛，方能聚集真正有才干的人為國效力。
墨家也講仁政，墨家的仁人君子，類似孟子筆下的“大丈夫”，即：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善待生者，哀憫死者。
墨家也**制，并認可法家的性本惡。
但是，法家徹底對人性失望，力圖用法律來約束人性。墨家覺得人性還有救，而且試圖利用人性的趨利避害，達到“兼相愛，交相利”的雙贏局面。
想要雙贏，就必須創造合理的環境，因此要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否則飯都吃不飽還怎么兼愛雙贏？
因此，墨家提倡節用，即不搞鋪張浪費，把國家財政都用于民生和國防，讓人民安居樂業，并時刻準備著趕走侵略者。
法律方面，墨家法天，而道家法自然。
墨家認為，天志為仁，國君應該實行仁政和仁法，讓社會進入良性有序的狀態。國君實行仁政仁法，就是遵循了天志，上天就會承認國君的法統。國君若是殘害百姓，就是違反了天志，上天會就取消國君的法統，這個國家也會因此滅亡。
墨家尚同，即從上到下思想統一，這樣才能政令通暢，才能集中全國之力辦大事。
秦國的壯大，最初就源于墨家變法，兩次打敗當時的第一強國魏國。
即便后來商鞅帶來法家，墨家漸漸淡出，但秦國的行政系統，依舊帶著濃厚的墨家特色。而且有了法家的加持，秦國的墨家行政系統更為高效，幾乎達到墨家設想當中的完美狀態。
墨家的行政系統是咋樣的？
從鄉村到中央，全都選用有才能的人當主官。國君的治國理念，一級傳向一級，務必讓工匠和農民都清楚。國君的政策法令，一級傳向一級，務必讓基層能最快最好的執行。集中全國之力辦大事，任何阻礙之人都得滾蛋！
在墨家的行政系統當中，儒家的宗法傳統是被摒棄的，一切按才能和貢獻選拔官員，裙帶關系要盡量予以清除。
墨家內部，也照這套系統運行，巨子的命令可以傳達給每一個信徒。
說白了，就是按工程師的理念治國，古代大工程就得這樣才能完成。墨子把搞大工程的那一套，搬到了治國領域，并且后來被儒家吸收了一些。
正巧，王淵在天竺建國，也著重保護工商業者和地主利益，每一個漢人移民都是小地主，其他的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工匠。
從利益主體而言，剛好契合墨家成分，因為墨家代表的也是一群工匠和小地主。
那么王淵的治國理念，自然跟墨家高度重合，也讓趙貞吉誤以為天竺國是墨家秉政。
除了堅定支持科學發展，王淵不會偏向哪派，因為儒家精髓也是很好的。
一旦國家富強起來，一旦中央有能力管控地方，儒家核心理念是非常完美的治國方略，但必須去掉一些綱常糟粕。
從西方人對明朝的記述，就可以知道，漢人的許多美德，并不是后來憑空出現的。
比如謙虛、勤勞、溫和、好客等等，有個歐洲人的文章，其中一段大意如下：“這里擁有最好的貨物，明人喜歡他們自己的東西，但也不吝贊美別國的事物。當看到外國的商品，即便看不上眼，也會因新奇而贊嘆一番。這是獨特的美德，在別的任何國家都不會有……他們也非常熱情，因為我是外來者，總有人邀我參加宴會……他們還很謙虛，并擁有這種美德而不自知……”
這就是教化之功，不要覺得教化太虛無縹緲。
當你觀察世界各國之后，就會驚訝發現，你習以為常的許多觀念和品德，竟然是中國所獨有的。
至少移民們來了天竺，就從文化上自豪起來。
就算是底層農民，都打心眼里覺得，印度本地人是一群不懂禮數的蠻夷——包括那些印度貴族，也是標準的蠻夷，仿佛一直沒有開化過！
儒家教化千年是白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