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以來，時間好像一下提速了，社會上涌現了許多雜亂紛紜的事兒。
然而這像萬花筒一樣的生活變化，卻有許多地方都讓霍欣感到看不懂。
就比如說，全國各地的曲藝團開也始搞起了承包。
無論是評書、相聲，許多文藝團體，都要從此自謀生路了。
原本霍欣還很同情那些身在地方，缺乏中央財力支持的曲藝團體。
她認為這些人，或許會成為第一批掛著正式演員編制，卻失去了生活保障和安全感的人。
可她怎么也沒有想到，這些人不但沒有感到任何的窘迫和困頓，反而趁著這個機會發了大財。
沒過多久，居然報紙上就有了許多相關消息。
說門票收入和曲藝演員收入掛鉤以來，曲藝演員們干勁很大。
濟南市曲藝團去黃河北巡演了一個多月，平均下來每個人居然掙到了七百多元。
另外，京城廣播藝術說唱團節后首次到港城演出。
在那樣南邊文化存有巨大差異，言語不通的情形下，居然也能夠大獲成功，倍受追捧。
甚至那個公然在西方記者面前宣稱，“凡是來的都聽得懂，凡事聽不懂的都不會來”的著名相聲演員。
他一回到京城來，就馬上跑到齋宮陳列館用港幣買了兩身西服。
這可真是活見了鬼了！
難道“叫花子”和“耍貧嘴”的，今后竟會過得比國家干部和知識份子還風光闊綽？
要是論貢獻、論功績，什么時候才會輪到他們這些人？
憑什么讓他們這么得意？
這件事不禁讓霍欣的內心產生了一種難言的屈辱感和莫名的不平之氣。
就連“PC”的衣服，在她眼里也不那么好看了。
似乎完全被一股子市井的俗氣給玷污了。
然而，讓霍欣更加不理解的是，為什么插科打諢的市井情趣大行其道，備受推崇。
反而像那些真正新鮮，好聽的歌兒……什么鄧麗君、劉文正，卻偏偏不讓人聽。
最過分的是，今年出版社居然出版了一本《如何鑒別XX歌曲》的書。
那些非常有名的作曲家非要聯合起來，把這些備受歡迎的歌曲批臭、批爛不可。
這還算什么開放啊？簡直是沒治了！
還有社會上的那些個體戶，也同時像野草一樣迅猛增長，幾近失控。
現在到處都能看見那些補鞋的、修車的、磨菜刀的，賣菜的、賣雞蛋的、賣衣服的。
街頭的小飯館也跟雨后春筍一樣冒了出來。
生活是因他們方便不少，可這種情況總讓人覺得不舒服，好像有點兒什么不對勁兒。
是哪不對勁兒呢？
啊，對了！
正是因為這些人素質太差了，才把原本美好的城市環境變得嘈雜、混亂、骯臟。
他們的叫賣聲簡直就是噪音，他們都到哪兒都會亂扔垃圾，污染環境。
而且他們缺斤短兩，以次充好，無照經營的狀況相當嚴重。
但越是這樣，這些人還越發財，居然許多人都成了萬元戶！
真不知道國家是怎么想的，怎么能鼓勵這些人發家致富呢？
反正在霍欣的心里，她是絕對不會相信，這些滿口臟話，無知且貪婪的家伙，會是社會主體經濟的有益補充。
偏偏反過來，頗為諷刺的是，真正的社會棟梁——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情況卻不甚樂觀。
按理說，國家目前急需人才，大學生理所應當是當代的“寵兒”，理應格外受到國家的重視和重用。
特別是已經飽經生活的磨礪的“77級”。
他們不但是一個極具象征性的符號，而且因為許多人年齡已經很大了。
無論身心意志都已經極為成熟，只要放到崗位上就能很好的發揮出個人能量來。
可實際情況又是怎么樣的呢?
由于這些人參加高考是在1977年的秋天，入學卻是1978年的春天，那么他們畢業就是1982年春節前的1月份。
應該說，學校給他們分配的方向倒是不錯。
國家部委、大型央企、研究院、電視臺、廣播臺、報社……全是些常人仰視的好去處。
可這些地方偏偏因為歷史的撥亂反正人滿為患，又講究論資排輩。
許多人被到了新單位，只能頂著國家編制，干一些輕松卻無實際意義的工作。
就像和霍欣關系不錯的一個學姐。
本來去了電視臺興高采烈，還以為有機會怕憑專業能參加譯制電視劇一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