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著寧衛民還袒露了自己父母早亡的孤兒身世，說他自己從小是在京城的大雜院長大的。
別看他在國內掙了大錢，可直至出國前，他在京城住的地兒，也只是一九平米的小平房。
上廁所、洗澡、生活用水，都要去公共的場所。
他在國內要想冬夏過的舒服點兒，只能跑到涉外酒店花大價錢包房住。
這些事落在日本人的耳中，更是覺得難以置信。
而且不用說，這種懸殊的對比，也讓谷口夫婦更加充分感受到他們生活在東京是何等幸運。
誰說他們的住宅就是兔子窩了
人家華夏的大富翁居住場所更差勁，人生軌跡更凄涼啊。
所以人的快樂也就是一股子心氣兒，并不在乎擁有多少，關鍵還是在于跟誰比較。
只要自己有比別人強的地方，那就是幸福的。
要不怎么恐怖片和災難片會有那么多簇擁者呢
說實話，那都不是為了找感官刺激的，而是為了從別人的不幸里找心理平衡的。
最絕的是，寧衛民這一拿自己的苦日子說事，還有個額外疊加的神奇效果。
他居然引發了在座所有人的情感共鳴，把節奏帶到憶苦思甜的路線上去了。
實話實說，還別看這個時期的日本已經成為了一流發達國家，但日本人的好日子也的確來之不易。
那是戰后奴顏婢膝，付出了極大的主權代價，又趕上了朝鮮戰爭爆發的天時地利，才換來的。
關鍵是為美國人當牛做馬的日本人，真靠勤勞過上像美國人一樣的富足生活也沒多久。
從1960年，時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發布“國民經濟收入倍增計劃”開始，讓日本人有了“一億總中流”意識開始算起，至今滿打滿算也才二十幾年。
直到五十年代末，東京室內還處處看得見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呢。
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風鈴，煤炭爐，和服，塌塌米
而這古老的一切，直至1964年東京舉辦奧運會，才差不多都走了。
東京完成了城市道路的升級改造，大中城市的日本老百姓普及三大神器，洗衣機，電視機，電冰箱，幾乎全是在這個時期。
然而1973年，因為中東石油危機，日本又再度遭遇過經濟動蕩。
當時東京市面上哄搶貨物，就連衛生紙都買不著了。
很長一段時間，身著西裝改頭換面的日本人照樣也得跟共和國灰頭土臉的老百姓一樣，用滿是鉛字的報紙擦屁股。
谷口夫婦，對于過去曾經貧窮的日本，都是有著深入骨髓的記憶的。
即便是左海佑二郎和香川姐妹，這生在盛世的年輕一代日本人，也不是與貧窮無緣的。
因為城鄉差距和社會階層的貧富差距，很難一下子抹平的。
就拿香川姐妹來說，她們之所以姓香川，是因為她們來自日本最小的縣香川縣的海邊。
她們的家鄉是遠離繁華的鄉下，既沒有現代化的繁榮，也沒有名勝和旅游資源。
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與東京、大阪、京都這樣的大城市根本沒法比，說是落后二十年也不為過。
尤其她們父親早逝，全靠母親撫養長大。
這姐妹倆童年過的日子，也是很清苦的，挨餓的時候很多。
哪怕長大了，來了東京尋找機會，也和共和國漂在“北上廣”的那些來自于小城市或是鄉村的年輕人一樣，受的罪多極了。
性別歧視，入不敷出，而且還得盡量節省出一些錢，寄給還待在老家，身弱體虛的媽媽。
左海佑二郎的身世則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的悲苦。